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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研究 　　[关键词] 文化研究;文化唯物主义;基础与上层建筑;文化生产;文化政治 　　[摘 要] 面对战后英国社会的变化及其工人阶级状况,英国新左派的理论家们着力探讨了“工人阶级文化”、“大众文化”、“青年亚文化”、“消费文化”以及阶级、种族、性别等社会现实问题,提出了“文化实践”、“文化生产”和“文化政治”等一系列新概念,旨在揭示历史发展的结构性、多元性、重叠性、矛盾性和复杂性等特征。他们力行“文化研究”是为了克服“经济决定论”的僵局,以确立一种总体化的“文化的马克思主义”。通过跨学科的“文化研究”,他们试图建立起一种“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范式,以求解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衔接问题。本文是对这种“文化研究”的理论路线及其基本观点的梳理,同时也是对这种“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初步评析。 　　[中图分类号] B56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257??2826(2009)12??0067??08 　　“西方马克思主义”(这里泛指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各种马克思主义思潮)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就逐渐形成了一条“文化主义”(Culturalism)的思想路线,也可以说是出现了一种“文化的转向”(the turn to culture)。只要翻开相关的理论文献,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十分清晰的思想轨迹:在“十月革命”之后,面对理论与现实的落差,为了突破教条化和简单化的“经济决定论”,几乎所有皈依马克思主义的“左”派知识分子纷纷接纳带有总体性特征的文化范畴,主张用文化活动来整合和解释社会历史的演进,由此将马克思主义从庸俗的“经济唯物主义”及其机械还原论的泥潭里解救出来。也许在他们看来,正是“文化”这样一个概念可以将基础与上层建筑统一起来,可以将自由与决定、主体与客体、创造与被创造等对立面统一起来。正如当红的英国文学批评家伊格尔顿所表明的那样,“文化的观念意味着一种双重的拒绝:一方面是对有机决定论的拒绝,另一方面则是对精神自主性的拒绝……如果说这个概念坚决地反对决定论,它也同样小心翼翼地对待唯意志论。人并非仅仅是他们周围事物的产物,那些事物也非全然是用作他们任意进行自我塑型的黏土”。[1](P4) 　　从卢卡奇、葛兰西、科尔施、布洛赫等人开始,“文化问题”和“文化范畴”(在他们的思想活动中具体表现为“总体性范畴”、“阶级意识”、“物化意识”、“领导权”、“有机的知识分子”、“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乌托邦的精神”等理论概念)就被注入到马克思主义或者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之中。只是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阶段,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的马克思主义”(Cultural Marxism)。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不仅思辨味十足而且还带着明显的精英主义腔调,其批判的“文化工业理论”旨在揭示“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问题”;在法国有萨特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列菲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和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理论尝试;在英国则出现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对于法兰克福学派、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等思潮,我们过去都有所论述和评析,惟独缺少对伯明翰学派的引介和研究。为了弥补这个方面的不足,本文将着重探讨英国新左派“文化研究”的理论演变路径及其基本观点,并对其“文化主义”的思想路线给予应有的评价。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英国新左派“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有雷蒙#8226;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理查德#8226;霍加特(Richard Hoggart)、爱德华#8226;汤普森(Edward Thompson)、斯图亚特#8226;霍尔(Stuart Hall)等。他们是一批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的新一代英国知识分子,职业大多与成人教育有关,特别关注工人阶级文化和大众文化,而且擅长文学批评和历史研究,骨子里始终抱有社会主义的理想。雷蒙#8226;威廉斯对此有一个明确的表态:“我们之所以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抱有兴趣,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当今依然重要。我们要在肯定马克思主义的激励作用的前提下继续推进它的文化理论的发展”。[2](P275)从一开始,他们的“文化研究”就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使命感,一方面他们是要突破“经济决定论”所造成的种种理论僵局,另一方面他们还要围绕“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来深究“文化生产”和“文化政治”的复杂机制问题。与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相比较,他们的“文化研究”走了一条更加经验化总体化也更加本土化的思想路线。他们将马克思主义引向“文化研究”的种种理论探索,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和吸取的。 　　 　　一、 英国新左派与“文化研究” 　　 　　我们或许要问为什么是“文化主义”在引领“西方马克思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