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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压力和环境信息披露研究 　　摘 要：披露环境信息是企业自身与社会进行对话的途径，也是其在“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中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充分披露环境信息，是环境治理的先决条件。本文通过对化工和造纸等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情况进行研究，发现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较低，主要原因在于环境信息披露标准及外部约束机制缺失，新闻媒体及相关金融机构并未有效发挥环境保护监督作用。构建舆论、政府及企业自身三位一体的管控体系，才能真正促进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提升，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舆论监督；金融监管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5 　　2013年旷日持久的大范围雾霾天气再次引发了人们对环境的深深忧虑，也再度敲响了治理污染的警钟。尽管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也十分高昂。根据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公布的《中国环境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10（公众版）》，2010年因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污染代价已经超过1万亿元，并且这一数字还在逐年升高。雾霾问题仅仅是环境污染问题的冰山一角，环境污染已经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障碍，环境治理迫在眉睫。环境信息治理是环境治理的关键之一，是改变“经济发展这边风景独好，环境和空气质量这边还是成问题”情形的重要途径。根据1991年联合国对环境会计问题的调研报告，被调查的跨国企业中有86%的企业提供了环境信息。但我国目前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普遍较低，且存在较多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企业的环境信息大多以文字描述为主，侧重对企业环境保护的态度和理念、环境管理的措施和成效、节能减排的技术和效果等进行描述，定量尤其货币计量信息较少。第二，各行业披露信息随意性较大，环境信息披露内容、形式和选用指标等各不相同，可比性较差[1]。第三，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总体比例不高，主要集中在一些环境污染较严重的企业，而且是被动的。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环境信息披露标准以及内外部约束机制缺失。因此，开展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影响因素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本文试图通过从企业面临的内外部约束机制出发，探究当前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影响因素，并针对当前环境信息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建议。 　　一、文献回顾 　　伴随着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实践的展开，国内外学者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 　　合法性理论（Legitimacy Theory）认为，公司自愿披露信息行为是应对外部压力的一种手段。根据这一理论，各个公司及不同时期环保信息披露质量的差异是由于其所承受的公共压力不同，公共压力变化将导致信息披露水平的变化。Deegan和Rankin[2]、Walden和Schwartz[3]等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他们通过研究发现，环保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是公共压力增加的结果。 　　对公司施加公共压力的主体包括政府、股东、债权人和社会公众等利益团体。公共压力的产生是由于利益方不满意而导致的[2]，如政府不满意公司执行环保政策的力度，公众不满意公司对自然资源的污染，股东和债权人不满意公司隐藏环保信息导致的或有负债和重大危机等，这些不满意的情绪将转为压力，促使公司更好地执行环保政策，披露环保信息。尤其是突发重大污染事件，企业迫于外在压力，会披露相关环境信息，而且可能随之增加披露水平[4]。Walden和Schwartz[3]检验了1989年埃克森瓦尔迪兹原油泄露事故之后4个相关行业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状况，结果表明事故发生后环境信息披露显著增加。他们认为，环境信息披露因时、因事而定，是公司为了应对公共压力而进行的一种自利行为。Cho和Patten[5]发现年度报告中的环境信息披露是公司在社会、政治环境中所承受公共压力的函数。肖华和张国清[6]以“松花江事件”的肇事者“吉林化工”所属化工行业的79家A股公司为样本，探讨了重大环境事故对相关行业公司股价和环境信息披露行为的影响，发现样本公司后两年年报中的环境信息披露相比前两年显著增加。沈红波等[7]通过分析紫金矿业污染事件及其后两次罚款对紫金矿业集团及同行业公司股价的影响，发现H股市场投资者整体上更加关注价值投资、企业的长远发展和社会责任，能够对环境事件导致的罚款做出负面反应。 　　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国内外学者侧重于从公共压力视角探究环境信息披露的外在影响因素，主要考虑政府、债权人以及股东等压力集团，对外部压力研究仍不全面，较少关注媒体报道施加的舆论压力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同时对现有环境监督机制研究略有不足。本文针对我国现今环境信息披露状况，研究特殊背景下外部约束机制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以期探究现有环境信息披露监督体系的缺陷，为《上市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