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决定论”的神话(尹伊文).docVIP

尹伊文：“制度决定论”的神话 　“制度决定一切”是在当今社会上非常流行的一种观点。对“制度”的信赖是在对“人治”的批判中发展强化出来的。在反思“十年浩劫”的时候，社会上有一种共识，认为“人治”是造成浩劫的一大原因，而“人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点，中国人必须改变“人治”的思维方式。与“人治”相对立的是“法治”，“法”是由制度规范的、由“制度”保障的。清官的“人治”是脆弱的，制度才能决定一切。 　　制度是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学人类学中，“结构”（structure）和 “个人能动主体”（agency）是一对重要概念，是用来解释人的社会行为的两个基本因素。杜尔凯姆（Durkheim）和韦伯（Weber）是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洲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学家，他们分别代表了解释社会现象、分析人的社会行为的两种传统。杜尔凯姆是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的鼻祖，强调社会结构的决定性影响力。他的关于自杀的著名研究，就是论证“自杀”这一貌似个人决定的行为其实是由社会结构决定的。韦伯代表了另一个传统，他是行动理论（action theory）的鼻祖。行动理论把个人的行动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出发点，而不是把研究重点放在社会结构上。韦伯强调个人的情绪、价值取向、功利目的，以及传统对个人行动的决定性影响，把个人置于能动主体的地位。主宰二十世纪初的人类学理论是功能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structural-functionalism），强调人的社会行为是由社会结构功能决定的。五十年代后期，巴斯（Barth）的交易主义（transactionalism）向结构决定论挑战。交易主义的着眼点是个人的行动，尤其是人们交易行动之间的互动，认为个人是根据自己的意愿来行动的，许多个人行动之间的互动构建了社会。 交易主义在七十年代很有影响力，但也招来了批评。对它的批评主要是认为它有太强烈的方法论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给文化和社会的影响留了太少的空间。 　　在“结构”和“个人能动主体”的框架中，杜尔凯姆的传统强调结构决定；韦伯的传统是方法论个人主义，强调个人能动主体。其后的各种社会学人类学理论往往在这两个传统中徘徊，在徘徊中有时从一个传统衍生出来的理论会最终滑到另一个传统中去。譬如，二十世纪中叶的行动理论的重要代表帕森斯（Parsons），他的理论本是从韦伯传统衍生出来，但他在解释个人行动的时候，强调社会规范和社会价值观对个人选择的决定性影响，使其理论最终落入结构决定的框架中。博弈理论（game theory）也是韦伯传统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理论，它的囚徒困境分析却也在设置假设条件的时候埋下了结构决定的种子。 　　囚徒困境的结构决定论 　　囚徒困境是博弈理论中的著名案例，据称是描述了个人最佳的选择。许多社会科学，譬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都喜欢使用囚徒困境的案例来做分析。囚徒困境分析的广泛使用，反映了这个案例所代表的思维方法对当今社会科学的深刻影响。囚徒困境的分析隐含着结构决定论的思维方法。 　　经典的囚徒困境虚拟了两个囚徒的“博弈”：警察抓了两个嫌疑犯，没有足够证据给他们定罪，就把他们隔离囚禁审讯。如果两人都不坦白，两人都只会判半年监禁；如果两人都坦白了，两人都会判两年监禁；如果一个人坦白、一个人不坦白，坦白者立即释放，不坦白者会判十年监禁。囚徒困境的分析设置了一系列假设：每个参与者（即“囚徒”）都是利己的，都寻求最大的自身利益，而不关心另一个参与者；参与者都是理性的，并遵循着同一理性，即不选择会使自己处于劣势的策略；参与者的决策不会受到任何其他力量的干预等等。在这样的虚拟结构中，两个囚徒分析了各种可能的结果，都会做出同样的理性抉择：向警察坦白。两个囚徒的理性逻辑是：一、如果对方不坦白，自己坦白可以立即获释，所以应该选择坦白；二、如果对方坦白，自己也要坦白才能避免重判（十年监禁）获得轻判（两年监禁），所以也应该选择坦白。 　　囚徒困境的理性逻辑很完美，但是如果我们去询问警察，当疑犯处于囚徒困境的结构中，囚徒是否都会坦白。我们得到的回答肯定不会如此简单。警察会告诉我们，审讯员必须采用各种各样的攻心战术，才能使囚徒坦白。警察的实践和囚徒困境的推理为什么会有差异呢？ 　　这差异来自于人们对囚徒困境中假设条件的忽略。这些假设条件把参与的囚徒都规定为利己的、理性的、不受外力干涉的。正是这些假设条件删除了结构中的参与者的主观能动性，使参与者成为完全受制于结构的棋子。这样的假设可以使问题简化，可以使问题的结构脉络清晰，有助于结构逻辑的思维。但是，也为结构决定论埋下了种子。 　　当人们引用囚徒困境的案例来做各种社会分析的时候，往往忘记了其中的假设条件，把现实的社会活动简化为下棋，把人简化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