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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群农地城市流转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 　　摘要 经济社会双重转型背景下，城市群已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地域单元，其形成与发展以城市扩张为基础，需不断占用农地资源。当前主要问题为农地城市流转过度，粮食安全受到威胁、生态环境遭到不可逆转的破坏。基于此，本文以中国16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考虑环境污染，应用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的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利用1999年至2013共15年的面板数据，借助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对农地城市流转全要素生产率（TFP）进行测算和分析。结果显示：①研究农地城市流转TFP时考虑非期望产出即环境污染是合理且必要的。② 1999年至2013年，农地城市流转参与社会经济生产的过程中，减少污染与环境副作用的技术发展与推广还存在障碍，提高生产要素投入质量的能力有限。③对16大城市群而言，农地城市流转TFP在研究期内均下降，西部城市群下降幅度最大，中部和东部次之，东北较小。④珠三角、长三角和武汉城市群在农地城市流转参与社会经济生产过程中对先进技术的运用较为合理和充分，作为“环境技术领先者”次数较多。针对研究结论，为我国城市群有效进行农地城市流转提出几点建议：第一，合理控制农地城市流转规模与城市增长边界，优化农地城市流转TFP，并提升城市群经济发展质量。第二，充分考虑农地城市流转TFP及其构成要素的区域差异，根据各城市群发展特征、资源禀赋状况以及区域功能定位差异等特点，实施土地利用差别化管理。第三，更多地使用可再生的资源和环保能源，并对土地资源加以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走绿色环保城市群发展道路。 　　关键词 农地城市流转；全要素生产率；非期望产出；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中国城市群 　　中图分类号 F30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8）05-0132-10 DOI：10.12062/cpre 　　目前的中国，已经进入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阶段，经济社会双重转型是体制与发展的重叠与交叉转型[1]。在此转型关键时期，新型城镇化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城市群凭借其人口、产业集聚和经济辐射能力，已成为承载城镇化进程的主要地域单元[2]，它对促进区域经济持续增长、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起到重要作用。城市群的形成与发展是以城市扩张和产业集聚为基础，而城市扩张需不断占用农地资源，当前问题主要表现为城市建设用地供给矛盾与用地粗放利用现象并存，农地城市流转过度，粮食安全受到威胁、生态环境遭到不可逆转的破坏[3]。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土地资源，其农业和非农用途之间配置的矛盾在城市群内显得尤为突出。农地城市流转作为土地用途转换主要方式之一，是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在土地资源配置方面的必然表现。针对我国最具发展潜力及最受政策关注的城市群而言，在农地城市流转参与社会经济生产的过程中，经济增长源泉是单纯的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资源要素的共同作用，还是生产率的提高，亦或是技术进步？将环境污染纳入衡量体系与否，对分析经济增长及其源泉是否会产生影响？哪些城市群在农地城市流转参与社会经济生产的过程中对提升经济发挥了引领和带动作用？这些问题都可归于农地城市流转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的研究范畴。 　　1 文献综述 　　针对城市群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要发生的农地城市流转过程，其流转效率的相关研究是本次TFP问题研究之基础。国内农地城市流转效率研究始于对区域间农地非农化配置的效益差异分析[4]，通过测度农地非农化在代际配置、空间配置、配置方式等方面的效率与帕累托最优的差距[5]，进一步测算农地非农化过度性损失数量[6]；研究方法从对农地城市流?D效率的影响因素的定性讨论转向定量测算；测算方法从传统的“边际原则”下的效率测度[7-8]，转向以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为代表的非参数前沿法[9-10]和以SFA为代表的参数前沿法[11-12]，以及两种方法的结合[13]。研究尺度有微观化、细致化趋势：最初是将全国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大区域[4]；随后分为粮食主产区、粮食主销区、粮食产销平衡区这三个地域单元[14]；近年来，在经济联合体，如城市圈内进行农地城市流转效率测度和优化配置研究逐渐兴起[3、13、15]。 　　农地城市流转效率反映了所考察的生产决策单元（各城市群）在考察对象集合中，以生产前沿面为参考，相较所有决策单元而言，所能获得最大产出或最小投入的效率水平，集中体现了在目前的管理水平下对现有技术的挖掘和利用能力。假设技术不发生变化，农地城市流转效率与本研究的TFP没有直接的联系；但社会经济生产具有长期性、连续性特点，这就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