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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R在行社脱钩遗留资金纠纷中的运用的探讨 　　上个世纪80年代，国有银行为了支持集体金融组织发展等问题问题，纷纷申请设立并领导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1996年国务院决定农业银行与农村信用社之间脱离行政隶属关系后，农村信用社已逐步成为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和联系广大农民群众的金融纽带，但是银行与信用社、尤其是农业银行分支机构与农村信用社之间脱钩遗留资金纠纷（简称行社脱钩纠纷）却此起彼伏、诉讼不断。而远在行社脱钩前30年，美国学者佛兰克?桑德尔已经在1976年“大众为什么对司法行政不满”的国家会议上提出了“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DR），探讨行社脱钩纠纷相关主体如何有效地运用ADR机制，最小成本解决行社脱钩纠纷，促进金融业和谐有序发展，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行社脱钩纠纷案件的讼累 　　1996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中国农业银行与农村信用社脱离行政隶属关系，并规定“农村信用社与中国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的改革过程中，涉及到人员、财产、资金关系等问题，应在中国人民银行领导下，会同有关部门协调解决”。为落实国务院行社脱钩规定，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农村信用合作社清偿对中国农业银行债务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规定：“鉴于信用社与农业银行相互形成的债权债务成因较为复杂，信用社与农行必须共同对双方存有异议、尚未清偿的债务逐笔进行认定。??对行社双方有争议，协商未果的，由人民银行当地支行仲裁。??对明显违背政策规定农村信用社难以接受的债务，县市支行解决不了的，报经人民银行省分行进行仲裁”。然而国务院和政府金融主管机构文件并没有起到定纷止争的作用，农业银行与信用社似乎无奈地选择诉讼途径解决行社脱钩纠纷。吉林、黑龙江、湖北等多个省市行社遗留债务纠纷都是试图通过诉讼方式解决，起诉、上诉、申诉、抗诉，一审、二审、再审、提审，申请执行、强制执行、执行回转、再次执行回转，每一种和诉讼程序相关的权利如同行为艺术一样不断出现，行社脱钩纠纷的主体则被讼累折磨的遍体鳞伤。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银行同业间法庭上无数回合的交锋是否应当引发司法界、金融界更多的思考？ 　　运用ADR处理行社脱钩纠纷问题分析 　　运用ADR解决纠纷，在程序上具有简易性和灵活性，当事人能够避免因诉讼程序的复杂性和高成本等而赢得程序利益。ADR参与主体的多样性，不仅可以防止行社脱钩纠纷被职业法律专家所垄断，而且可以发挥政府行政机构、行业协会协调、管理作用。在ADR中当事人不再因为是原告、被告法律地位而纠结，地位平等性、非对抗性、互利性更有利于纠纷解决合意的形成。运用ADR不仅可以缓解人民法院的司法压力，而且对于特殊类型案件还能够提供符合情理的个别性实质正义。 　　行社脱钩纠纷重要特点是时间久远、金额巨大、资金往来情形复杂、诉讼久拖不决，之所以如此，影响因素来源于多个方面，既有金融法治不健全因素，也有行社脱钩政策界限不清因素，更有金融机构作为不当的因素，在一定意义上说，诉讼成为解决行社脱钩问题主要方式，不仅激化行社双方矛盾，也严重影响了双方利益，涉及行社脱钩纠纷相关主体，以解决行社脱钩问题为己任，有效运用ADR来处理行社脱钩问题，不失为一条有效的路径。 　　相关银行。无论是当年国有银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有关信用社管理规定代为管理信用社，还是国有银行为了解决某些特定事项申请设立信用社，国有银行与信用社之间手足之情均无法割裂，国有银行领导信用社的客观历史事实不会因为行社脱钩纠纷诉讼而荡然无存。 　　正视历史是运用ADR前提。相关银行不应该否认历史上客观存在的行政隶属关系。个别银行在类似案件诉讼过程中，否认行社之间历史上存在的隶属关系与法律规范和政策规定不符，做法有失偏颇。当然，若通过金融监管机构或者行业协会运用ADR解决，在业内这种做法或者说法不会有任何市场。 　　明确是非是运用ADR的基础。相关银行应当尊重历史并依据政策规定承担部分行社之间资金往来损失。相关银行对于指令性贷款即点贷，通过信用社机构发放的一口出贷款、委托贷款，为了转嫁银行自身经营损失进行凭证置换的贷款，以及以贷收息或者将已经损失的贷款通过借新还旧的方式转换成信用社的拆借等，依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政策规定，应当有相关银行承担。相关银行与信用社之间的正常资金往来，依法应当受到保护。国务院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部际协调小组1996年8月28日下发《农村信用社与中国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实施方案》中规定：“农村信用社借入中国农业银行的款项（即中国农业银行对信用社的支持款），由农村信用社逐年归还中国农业银行”。 　　适度授权是运用ADR的条件。解决行社脱钩纠纷应当尊重历史、现实解决的策略，相关银行总行应当按照统一授权、分级管理原则，对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