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银行业风险调控的策略比较的研究.docVIP

中日银行业风险调控策略比较研究 　　内容提要：日本银行业从被动开放、政策管制到主动开放、制度放松，经济经历了复苏、繁荣、泡沫、萧条和再恢复的奇异怪圈，其中又诞生诸多风险。难道是日本银行业主动对外开放的决策路线错误了吗？对中国银行业来说，从外资银行的引入到2000年中资银行的走出，再到加入WTO后对外资银行的全面开放，中外资银行国内同台竞争，资本流出入方式不断增多，因当局采取的防控措施，将中国银行业开放的风险损失降低化解。这是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的决策比日本好吗？如此问题，通过中日银行业风险调控的对比以揭开其“面纱”。 　　关键词：中日银行业 风险调控策略 金融自由化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6-1770(2011)07-021-06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信息技术的飞速进步和跨国公司的不断涌现带动了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银行业竞争日益加剧、变化日益频繁，从而引致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及其他类别风险的间或发生。尤其是2008年9月始于美国雷曼兄弟集团倒闭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得风险的累积“效应”（即破坏性、传染性、复杂性等）暴露无遗，为风险的治理提出了挑战，提升了组织体驾驭国际资本流动的能力要求。 　　二战后，由于“道奇计划”的出笼，日本通过“引进”美国金融体制改变国内的满目疮痍的经济景象。加之受20世纪80年代初金融自由化的影响和冲击，日本由利率管制实现利率自由化、由分业经营过渡到混业经营，却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使日本银行业遭遇“失去的十年”(1991～2001年)，直接显现的是不良资产的快速增长。之后欲以“金融大爆炸”来抹平90年代金融萧条的“创伤”，但直至今日在不断一体化的国际金融格局中风险暴露仍时有发生。 　　再放眼1978年12月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由于实施“引进来”的方略，先后带动外资银行在中国设立代表处、分行、法人银行等，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实现了“引资、引制、引智、引技”的“四位一体”。2000年确立实施“走出去”战略后，中国银行业相继走出国门，并以诸多方式参与国际金融竞争与合作。但不容忽视的是，中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进程是与风险环生并行的，主要表现在“金融脱媒”的出现、“游资”的虚拟经济效应导致的人民币汇率风险、治理结构不完善引发的监控“空位”及利益相关者受损等。尽管主管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防控显性风险，仍存在一些隐性风险会随时导致金融资源的配置失衡。 　　然而，对于中日银行业开放进程中风险的集聚种类、形成原因以及对金融和经济的影响如何，仍是时下理论界和实业界探讨的焦点所在。以史为鉴、见证未来。本文以探析中日银行业对外开放风险的“质”与“量”为基础，对比其调控风险相关策略的异同，分析对中国银行业调控风险有益的战略战术，以为更好地实现中国银行业服务全局的总体目标提供参考。 　　 　　二、中日银行业风险形成探究 　　 　　 (一)银行风险形成的因素 　　 基于世界经济的变幻莫测，国际银行业在开放轨道上亦是坎坷前行。溯本求源，一些因素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风险的发生与否和程度如何。现在列举出如下的风险函数： 　　R=f（Sf，O，D，Sc，F，G） 　　其中：R代表风险，Sf代表银行体制，O代表银行的开放度，D代表银行的发展度，Sc代表公司治理结构，F代表金融自由化，G代表政府治理。R是Sf 、 O、D、Sc、F、G的函数，并与O、F成正比，与Sf 、D、Sc 、G成反比，即：当一国银行业越开放、金融自由化越成熟，其遭受风险的概率越大（假设该国对银行业的监管度不变）；而当一国的银行体制变得很健全、银行自身的体系较完善、政府监管力不断提升时，该国银行业在开放过程中会减少风险的侵袭。此外，文化差异、并购经验、净资产收益等解释变量也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因变量（即风险）。 　　一国银行业开放度较大、金融自由化进程较快、宏观监管力度较弱，则易引发信用风险、汇率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等。信用风险是伴随信贷违约而形成的不良资产增加，影响银行体系的正常运营并造成支付危机；汇率风险是国际资本流动带来东道国本币升值或贬值，并导致进口和出口减少或增加的产物；操作风险则是由于微观审慎监管的缺失或失灵产生的“看似小、实质大”的潜在系统风险；等等。如上诸类风险如果发生在一国改革开放进程中，那么出现信贷膨胀、资产价格泡沫化、通货膨胀或紧缩、排挤私人投资等现象不足为奇。 　　（二）日本银行业风险及其影响 　　以20世纪80年代为分水岭，之前日本实行利率管制、分业经营与监管、主银行制等，造就了日本自1945年以来经济的复苏、繁荣、稳增等几个阶段，并使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银行业为此功不可没，“官商银”一体化构成了该时期的典型模式；之后伴随着金融自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