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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优货币政策规则选择的研究 　　内容摘要：本文以新凯恩斯主义货币经济学的视角，针对中国最优货币政策规则的选择问题进行研究。以2002年1季度到2013年4季度的宏观数据为基础，采用贝叶斯方法估计一个生产函数中嵌入实际货币余额的DSGE模型。研究发现：边际数据密度的结果不仅证明将实际货币余额作为生产要素引入生产函数的合理性，而且还说明中国货币政策规则更偏向于“数量型”而非“价格型”；采用何种货币政策规则依赖于货币当局对不同货币政策目标的偏好，因此“数量型”规则同“价格型”规则之间并无优劣之分；在以稳定物价水平为货币政策主要目标的情况下，由“数量型”调控向“价格型”调控的改革方向正确无疑。目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正确认识中国货币政策规则对正在进行中的经济转型和政策制定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最优货币政策规则 McCallum规则 Taylor规则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 　　引言 　　《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提出，“十二五”期间，货币政策目标体系将更加突出价格稳定目标，关注更广泛意义的整体价格水平稳定。与此同时，将推进货币政策从以数量型调控为主向以价格型调控为主转型。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货币政策规则，遵循不同的货币政策规则对货币政策的效果也存在显著的影响。 　　目前主流的货币政策规则包括McCallum规则和Taylor规则。McCallum规则是由MaCallum（1988）提出，其主要思想在于利用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以实现物价水平稳定和经济增长，主要反映以数量型调控为主的调控策略。Taylor规则由Taylor（1993）提出，主要思想在于通过对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所做出的反应以调整名义利率，反映以价格型调控为主的调控策略。本文利用一个将实际货币余额嵌入生产函数的新凯恩斯主义DSGE模型作为分析最优货币政策规则的基本框架，弥补前人在理论模型设定上的不足，为了证明将实际货币余额嵌入生产函数能更好的匹配实际数据的经验特征，计算边际数据密度，以此为参考，同生产函数中不包含实际货币余额的模型进行比较。另外，利用贝叶斯方法分别估计包含不同货币政策规则的DSGE，同样计算边际数据密度，以此判断何种货币政策规则能够更好的表征实际的数据生成过程，从而避免由不合理假设所导致的模型设定偏误。 　　基本模型 　　本文采用了一个包含家庭部门、企业部门和中央银行的新凯恩斯主义DSGE模型来研究中国的最优货币政策规则问题，即实际经济中，货币政策规则偏向于“数量型”货币政策规则还是“价格型”货币政策规则的问题，与此同时，作为福利分析的基准模型估计最优货币政策规则。 　　（一）家庭部门 　　假设存在一个无限期生存的代表性家庭，代表性家庭按照最优化规则行动，即使家庭的预期贴现效用最大化。家庭的预期贴现效用函数为： 　　其中，Ct表示代表性家庭在第t期的消费水平；Mt表示代表性家庭在第t期持有的名义货币总量；Pt表示在第t期的总物价指数；Nt表示代表性家庭在第t期的工作时间或者一个家庭有工作的人数；σ表示家庭的相对风险规避系数或者跨时期替代弹性的倒数；ν表示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的倒数；η表示劳动供给相对于真实工资弹性的倒数；γ和χ代表尺度参数。该CES形式的效用函数还包括了两个外生冲击：εpt表示偏好冲击；εmt表示货币需求冲击。以上两个外生冲击均服从一阶自回归过程，其误差项之间不存在序列相关且服从于正态分布。 　　家庭决定如何分布其货币收入于不同商品之上。家庭按照最优化准则行动，也就是说必须在任意给定的货币收入水平上，实现Ct最大化。家庭的行为必须满足跨时期预算约束： 　　其中，Wt表示名义货币工资，Bt表示家庭购买的在t+1到期的无风险政府债券的数量，Qt表示一期无风险政府贴现债券的价格，为了避免出现“Ponzi Game”，必须附加上横截面条件，从而避免家庭借新债还旧债的问题。代表性家庭就是在跨时期预算约束和横截面条件的约束下通过决定每一时期的消费水平Ct、工作时间Nt、持有货币数量Mt和政府无风险债券的数量Bt以最大化预期贴现效用。 　　（二）企业部门 　　按照Calvo（1983）处理方法把企业部门分为两类：第一类企业称之为中间产品生产商，第二类企业称之为最终商品生产商。在t期，最终商品生产商最优的选择第i种中间产品投入量yt（i）来实现利润最大化。由于处于完全竞争的市场之中，在均衡时，最终商品生产商的经济利润为0。最终商品生产商的生产技术表现为规模报酬不变，生产函数为CES形式： 　　其中，ε表示中间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ε的数值越小则表明中间产品生产商的垄断势力越大，也同样说明不同中间商品之间的替代性越低。 　　假设存在无数个中间产品生产商i连续分布于0到1之间，每家中间产品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