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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组织管理的模式转型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针对民间组织采用按行业分类的双重管理体制，表现出较强的“法团主义”特征。近年来，社团管理“地域化”的创新实践，表明传统的“法团主义”管理模式面临转型的压力。在“社团进社区”和民间组织枢纽型管理体制的改革中，国家仍然沿用国家控制的方式，与社区场域的开放性和多元性特征发生冲突。在民间组织新型管理模式的尝试和摸索中，这种冲突关系将成为影响变迁的重要变数。 　　[关键词]民间组织；法团主义；社区；国家 　　[中图分类号]DO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320(2009)03－0365－08 　　 　　进入21世纪以来，在“社团革命”的世界浪潮下，中国的民间组织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同时，在组织成熟和功能提升的过程中，民间组织也遇到一些实际的困难和阻碍。目前的理论文献对这些问题进行过梳理，民间组织遭遇的困境包括法律环境、人力资源、运作资金、社会信任和专业知识等方面的不足。本文认为深入分析这些困境背后的原因，可以着重考虑中国民间组织发展的特殊性。在中国的具体情境下，“国家”是影响民间组织发展的首要变量。因此，本文将分析当前中国的国家与民间组织的关系，从此角度探讨和理解民间组织发展与国家转型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文献分析与理论视角 　　 　　目前的研究文献在讨论国家与民间组织关系时，基本上有三种思路。一是“对抗模式”，或者称为公民社会的视角。认为民间组织的发展代表了独立于国家的公共空间的成长，民间组织的出现是公民社会反对国家，寻求自主空间的途径。。二是国家中心的视角。认为在面临治理转变、提升治理能力的过程中，国家权衡利弊得失，对特定类型的民间组织采取阻挠、允许甚至鼓励推动的态度。这种概括是“吸纳模式”，主张国家是具有理性判断和明确策略的行为主体，民间组织的发展与停滞，国家的主导性作用十分重要。第三种思路可以称为“合作模式”。它突破了国家和公民社会二元对立的格局，认为在民间组织的发展过程中，体现出国家和社会的相互建构和赋权的过程，即以美国政治学者米格戴尔为代表的“社会中的国家”视角。关于中国民间组织的研究提出的民间组织的成长是国家和社会相互作用的结果，也体现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同时，关于国家与第三部门的关系模式，顾听等人整理出“国家一民间组织”关系的国际比较框架，即多元主义、社会法团主义、国家法团主义、国家主义的四分图谱，并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与民间组织关系定位于“社会法团主义”类型口。康晓光等人的研究更为强调在民间组织管理中国家的理性及其相对自主性，并将国家策略总结为“分类控制”模式。相同作者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根据对国家与民间组织的关系研究，将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归纳为“行政吸纳社会”，这一策略具体表现为“限制”、“功能替代”以及“优先满足强者利益”。 　　以上列举的大部分代表性文献，均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将国家影响作为民间组织发展的第一外部变量，强调国家的理性及其自主地位，主张国家在各类民间组织的管理和控制策略中，具有足够的理性能力和自主空间进行利弊权衡。本文认为，进一步的研究应当关注民间组织的实际管理，以及政府管理部门决策的过程与复杂环境。在此方面，法团主义可以提供一个有益的分析框架。 　　 　　法团主义理论在多元主义理论之外，总结了国家处理与社会组织关系的另一种策略模式，或另外一种解决方案。“法团主义可以被界定为利益代表的体系，在此体系中，构成单位被组织成一些单一的、义务性的、非竞争的、层级有序的、功能有别的有限团体，这些团体由国家认可并被赋予在其同行中的垄断代表权，以此为交换，国家对其领导人选择、需求和支持的表达实行一定程度的控制。”法团主义模式又衍生出以国家为主导的国家法团主义，以及以社会为主导的社会法团主义。有学者提出，分别由国家或社会为主导力量所构建起来的两种法团主义具有性质上的差异。因此，有文献也把国家和社会法团主义分别表述为权威的法团主义和民主的法团主义。 　　由于国家和中国民间组织的关系特征，“国家法团主义”的理论模式很自然地被用来界定和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学者认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民间组织的发展，中国的“国家法团主义”将向“社会法团主义”模式过渡，甚至从更广的视角，将法团主义模式当作竞争性多元主义的替代方案，规划中国政治转型的宏观路径。本文的研究将指出，抛开宏观政治环境不论，即使在制度的层面上，这种过渡也不会像逻辑推演的那样简单和顺畅。在第三部门的管理事务中，“国家法团主义”向“社会法团主义”的过渡，会遇到什么样的制度限制和障碍，又将如何影响这一进程的走向呢?这些问题的解答，都需要更加具体的经验性研究。 　　为了实现这个研究目标，本文将采取个案研究方法。以上海市民间组织服务中心为研究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