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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丛报主要作者群的研究 　　摘 要：《中国丛报》主要作者群的成员有裨治文、卫三畏、马礼逊、郭实腊和马礼逊、马儒翰五人。他们是《中国丛报》最主要的文章提供者，也是与《中国丛报》关系最为密切的人物。 　　关键词：《中国丛报》、主要、作者群 　　 　　 《中国丛报》是在华西方人进行讨论的媒介，是西方人了解中国的重要传媒，是发表西方人论中国的严谨学术著作的主要园地。①在长达20年的发行时间里，《中国丛报》共刊登了1257篇文章，积累并形成了庞大的作者群，美国汉学家白瑞华（Roswell Sessoms Britton）曾说过：为《中国丛报》提供文章的作者们的名单，实际上就是当时欧美在华人士的名字目录。② 　　按照19世纪欧美发行期刊的惯例，《中国丛报》发表的所有文章都是没有署名的，加之《中国丛报》的发行历时久远，对这些作者群的考察，本不可能。幸运的是在《中国丛报》停刊后，卫三畏对所有发表的文章作了索引一卷，并根据他的了解，尽可能地附上了具体文章作者名，这为我们研究《中国丛报》的作者群提供了可能。据统计，《中国丛报》共有可查证的作者125名，他们共发表文章1027篇，占总篇数的82%。按照各个作者发表文章的多寡，我们可以把这些作者分为主要作者群和一般作者群两类。 　　主要作者群的成员有裨治文、卫三畏、马礼逊、郭实腊和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J.R. Morrison）五人。为了突出这五位主要作者的巨大贡献，卫三畏在索引中将他们的英文名字简化为E.C.B、S.W.W、R.M、J.R.M、C.G，以区别于其他一般作者。这五位主要作者共为《中国丛报》提供了671篇文章，约占总篇数的53.4%。 　　《中国丛报》主要作者及其发表文章篇数一览表（表格附后） 　　裨治文是《中国丛报》的创办人，长时间担任主编，自然的他也成为了《中国丛报》的第一撰稿人，20年内裨治文共计发表了345篇文章，占《中国丛报》文章总篇数的27.4%。作为主要操办人，裨治文独立承担《中国丛报》出版、发行工作，他为《中国丛报》设定章程，设定出版计划，通过发表文章来实践他的理想。裨治文的文章,除了暹罗、越南和自然历史专题外，在《中国丛报》的各个栏目和环节都有发表。他的文章，讲求严谨、考证，是《中国丛报》文章的精华所在，为《中国丛报》中的其他文章定下了基调，基本上《中国丛报》中发表的文章都是以他的文章作为范例，这保证了《中国丛报》期刊的高质量。裨治文创办《中国丛报》时，才到中国两年，对中国的了解还很肤浅，因此在他的早期文章中更多的是对中国进行介绍而不是论述，随着他对中国认识的加深，他的文章越来越有深度，对中国的剖析也越来越犀利，这也是西方来华传教士共有的特点。裨治文发表的文章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紧跟时代潮流，关注热点话题。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由于中英关系紧张，裨治文把《中国丛报》搬到了澳门，在这一段受到特别限制的时期，他以《中国丛报》为阵地，密切注视着中外局势的发展，发表了大量关于鸦片战争的消息和评论。 　　卫三畏在来华初期主要负责《中国丛报》的印刷工作，后来他全面接手，是《中国丛报》后期的最主要操办人，他共发表了130篇文章，占文章总篇数的10.3%，篇数仅次于裨治文。与裨治文不同的是，卫三畏因为家境问题并没有接受过正统的神学教育，虽读过大学，然而他所就读的特洛伊伦塞纳学院目的是为了提高那面积广大而又偏僻的农场里的工人的文化水平③；虽是传教士，为了来到中国接受的却是印刷等技能教育，这使卫三畏看来更像是来华传教士中的异类。这种区别在卫三畏发表的文章也能体现出来。卫三畏在早期的文章中更多的是关注自然、地理、科技、国际关系、宗教信息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论述很少，不像裨治文那样全面兼顾。他长期担任《中国丛报》主编的经历，为他日后成为汉学界的翘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的《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1848），更是当时美国研究中国的巅峰之作。《中国丛报》的发行末期，给它投稿的人越来越少，甚至有几期文章全是卫三畏来撰写的。对于卫三畏对《中国丛报》的贡献，有人这样评价：《中华丛刊》的创始人虽不是卫三畏 ，但他对该刊的贡献，不低于裨治文。④ 　　马礼逊则是创办《中国丛报》最主要的推动者，也是主要的撰稿人之一。《中国丛报》设有时事报道专栏，在1834年8月马礼逊逝世前，这部分的稿件大多都是由他来提供。马礼逊除了提供新闻稿外，还为《中国丛报》撰写了大量关于中国的文章，内容涉及了中国的政治、法律、语言、文学、人口、自然、宗教、哲学、对外关系等，共有72篇。与其他作者不同的是，马礼逊的文章是集中在1832年5月创刊起到1834年8月这段时间内发表的，在不到3年的时间内在一份月刊上发表了那么多文章，足见马礼逊对这份期刊的重视。 　　马儒翰是马礼逊的大儿子，1814年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