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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史“四方会谈”教学的模式分析 　　史学家傅斯年坚信“史学便是史料学”、“史料学便是比较方法之应用”。①新闻史教学亦不例外。传统新闻史教学却是新闻史料严重缺位的知识灌输性模式，这种以教材为纲、教师讲授的线性模式的最大优点，是强化了学生对新闻史知识的记忆，其最大弊端则在于新闻史知识的应试性记忆压抑了学生学习的乐趣，背离了历史教学的根本宗旨。历史教学旨在养育学生的历史兴趣与感觉，提高其历史思维与观念，达到借历史传承文化，陶冶学生情操，使学生从中汲取历史经验与智慧的教学目标。随着数字报刊库的建设及使用，以数字报刊库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史文选，解决报刊史料无法进课堂的问题有了现实可能。笔者基于使用晚清民国期刊库等数据库的教学经验，对此问题做些探讨。 　　 　　数字报刊库对中国新闻史教学的意义 　　目前，我国报刊资料的数字化建设已有一定规模，各大院校均购买部分报刊库以满足教研需要。主要有： 　　（1）国家有关部委和企业开发的《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1933～1911）》、《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1949）》，《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中国报纸资源全文数据库》等综合库及《中国财经报刊数据库》、《中国体育报刊数据库》等专业库； 　　（2）《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参考消息》及香港《大公报》等新闻单位自主研发的自家报刊库； 　　（3）港台及国外企业开发的《慧科报刊新闻数据库》、《中央日报数据库（1928～2006）》及《EBSCO-Newspaper Source》等数据库。 　　上述报刊库，若按收录内容可分为单一报刊库、多种报刊库、文摘库、专题库及综合库；按检索方式可分为标题检索、全文检索等；按年代可分为晚清库、民国库、当代库；按地理区域可分为大陆报刊库、港台报刊库及英美报刊库等。可见，将数字报刊库纳入教学已有可行性。而这一新元素的加入，对新闻史教学既有重大意义也有不少挑战。具体而言： 　　首先，报刊库弥补了新闻史文选不足的客观缺陷，②解决了不能将浩瀚史料搬到课堂的技术难题，为教师（学生）节省了一半以上的教研时间。据估计，在前报刊库时代研究者“查阅文献资料的时间约占其总研究时间的80%以上”。③其次，报刊库有助于改变教材为纲、教师主讲的线性模式，对构建基于网络多媒体技术平台的“四方（教师、学生、教材、历史）会谈”教学模式创设了现实可能。最后，报刊库解除了教师拥有报刊史料的特权，对教师的学术涵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对其教学观念、方法与技巧提出了新的挑战。 　　 　　“四方会谈”教学模式的建构 　　“四方会谈”教学模式是指教师引领学生与无声教材及在教材指引下与“消失的历史”之间的多元的学术对话与心灵沟通。这是一种既平等又不平衡的四方沟通模式。“平等”在于四方在真理面前都不拥有特权；“不平衡”在于历史声音（以报刊库为代表，是历史真相的化身）被浩瀚、零碎、残缺的史料所淹没，永远处于被解读状态，教材声音（对历史声音的有限解读）虽以文字形式参与对话，却不能回答学生疑问，且又潜伏着对历史的诸多误解与偏见，故它们处于“会谈”被解读的弱势地位，教师因拥有超越教材的学术能力，故在“会谈”中是唯一拥有强势话语权者，但其职责是要引领尚未进入“会谈”的学生学会如何通过教材、报刊库与历史进行学术对话与心灵沟通，使之从中获取经验与智慧。这一教学模式如下图所示。 　　如图1所示，这一教学模式将传统的教师讲、学生听的线性教学结构改为基于网络多媒体课堂教学环境下的教师、学生与“沉默”的教材、数字报刊库“四方会谈”的教学结构。即拥有高阅读量与理论水平的教师虽处于引领学生学习、传授学生知识与技能的权威地位，但报刊库也使学生在某个方面阅读到教师尚未阅读，或教材尚未涉及的新史料，从而可以对教师、教材的权威性提出挑战与质疑。另一方面，即使有教材的无声指引，学生也会在史料海洋中迷失方向，所以急需教师给予恰当的学术引领，使之能尽快参与“会谈”。这就对教师的教研水平与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要求其除增强学术涵养，达到“学生要一滴水，教师给予一碗水”的学术水平外，还应调整教学理念、改革教学内容、优化教学手段与技巧。具体而言，除提高学术涵养外，教师应在以下四个方面做足功课。 　　首先，教学理念上视学生为知识的分享者、创造者，而非被动的接受者。 　　这要求教师以平等姿态对待学生，尊重、引导学生的各种想法与质疑，倡导学生向教师“开炮”，向教材提问题，并鼓励其将想法与质疑付诸实践，使之能借助数字报刊库做理性思辨的能力操练。如《邸报是古代报纸吗？――中国古代报纸发现线索再梳理》④一文，就是北京大学本科生廖基添在课堂听邓绍根老师讲解古代报纸起源问题时，因质疑教材观点并在教师指引下撰写的高质量论文。 　　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