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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公立美术馆之当代性的研究 　　一、溯源：天津市市立美术馆的创立背景及人员 　　 　　中国第一所公立美术馆为天津市市立美术馆，建立于1930年。假如我们要探寻中国第一代美术馆人是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下提出中国公立美术馆的当代性问题，就需要将目光锁定到那个时期，甚至有必要上溯到1898年。从1898年到1930年的32年里，有两个时间节点非常重要，即1898年和1919年。因为1898年意味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摒弃中国中心世界观，开始了探索中国的“民族性”之旅；而1919年则意味着新知识分子与传统道德和社会秩序决裂，他们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自认为找到了“世界性”。什么是中国自己的“民族性”?什么又是中国通往外部的“世界性”?带着这样的困惑，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在“民族性”与“世界性”两极徘徊，他们时而激进，时而反思。不管最后的结果怎样，他们都把自己推向了历史的风口浪尖，进行了多样化的实践与理论探索。这中间，有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和鲁迅等人，他们是中国近代美学的先行者。而这种借美育普及提高国民性的愿望，恰恰反映了那一代精英知识分子的普遍心理。在民族存亡之际，凡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哪一个不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呢?“天下”已经不是过去清廷的“天下”，而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匹夫”却还是从清廷过来的“匹夫”。儿时的他们被灌输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人生观与价值观，传统观念早已被镌刻进骨髓，只是在成年之后，他们又接受了器物层面的西洋科技，或制度层面的西洋思想。 　　上述两个时间节点之间存在三种传统思潮：“国粹”、“国性”和“作为宗教的儒家思想”。三者都向“民族性”一端倾斜，或多或少地抗拒“世界性”。1919年后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五四运动是一次爱国政治运动，而新文化运动是对民族文化的批判与创新思潮，故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并不是一回事。该时期的中国新式知识分子之最急迫的任务是救国――从不稳定的政府手中救出中国。与旧式知识分子不同，他们彻底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道德和社会秩序彻底决裂。为了救亡图存，他们热切地向西方寻求真理和选择各种救国方案；为了实施社会改良方案，他们必须做宣传工作(从思想、道德和文艺等方面做一些输入学理，传播新知的工作)。虽然他们大都以激烈的全盘反传统姿态出现，但是仍然存在一个悖论，即他们在反对传统的同时，自身却深受传统思想模式的支配；他们在寻找“世界性”的同时，却无法彻底摆脱“民族性”的困扰。 　　此外，笔者还得提及美学领域中的几个关键人物如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和鲁迅的美育思想与实践。因为他们的思想和社会活动与中国第一所公立美术馆的建立有着无形的联系。 　　王国维对“世界性”和“人类性”的看法，可谓是第一次把中外文化之会通作为中国文化发展的动力，并以此作为“世界性”的根基。他着眼于文化的人类性和世界性，在中西文化之间寻找共性，把文化的发展目标设定为世界性。在美学领域，他则认为“夫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善于观物者，能就个人之事实，则发现人类全体之性质。”其在《去毒篇》一文中说：“美术者，上流社会之宗教也。”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受到王国维美学思想的影响。梁启超对近代中国文化民族性的塑造同样做出了贡献。在当时的国际政治与思想影响之下，他是最早将“民族主义”引入中国的学者之一，并用以观察和阐释、解决中国问题。他认为“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底、源泉也。”他将自己对文化民族性的认识置于美学领域，便有了如下的观点：美术与趣味同在、美术能够刻画心态、美术引导人超越自由，而趣味、心态和自由又构成人类生活的三个目的，因此美术与生活之间有着重大关系。梁启超对美术的理解超出了美学范畴，其建构文化民族性的雄心决定了其开阔的视野，正如他在《美术与生活》演讲中所说的那样：“中国人生活之不能向上多半由于总视美术是一种奢侈品，不肯把其与布帛菽粟一样看待。”这样的观点虽然过于偏激，但仍有其合理性。梁氏的抱负并不是成为一名美学大师，但是他的呼吁恰恰影响到同时代的学者。确切地说，梁启超的美学理念更偏向于美学的政治和社会功能，显示了艺术能成为唤起民众、塑造现代性新民的作用，而与其相似的另一位大家蔡元培，则更是在制度层面和思想层面上具体实施者。蔡元培于民国初年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命题，突显了美学在教育体制和社会文化中的重要位置。首先，在他看来，宗教并不具备永恒不变的神圣地位，而只是不成熟的一种历史形态，随着社会发展，势必被哲学取代。其次，他指出宗教的真正功能只在于慰藉感情，无论哪种宗教都具有“扩张己教攻击异教”的偏狭性，往往使感情受到激刺和污染，相比之下，美育的感情显得更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