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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朝的关系的研究三种话语的体系 　　【摘要】】传统的中朝关系，始终处在一个微妙、复杂、双重面像的语境下。李氏朝鲜对自身的定位以及对华的姿态，实际上折射出三种不同方位的认同观，即朝贡体系内部催生的自我消化与认同迷失；从“朝天”到“燕行”带来了藩国认同观的递嬗；李氏朝鲜政治体制构建过程中的自我认同。 　　【关键词】传统中朝关系 《燕行录》 东亚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传统的东亚国家间关系，尤其是16世纪末期以后的中朝关系，始终处在一个微妙、复杂、双重面像的语境下。李氏朝鲜（1392～1910）在东亚的地位以及对华的基本姿态，实际上反映出三种不同方位的认同观。大致来说，可以将国内外有关于传统中朝关系的研究成果归结为三大话语体系。 　　东亚近代化因朝贡体系内部认同的迷失而异变 　　欧洲中心论主要是把欧洲历史与行为看作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轴，因此东亚国际关系近代化的形成也自然受其影响。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则更进一步提出了如下的假设：中国传统的文化具有极强的稳定性，自身的调整并不能使其跳出传统的窠臼，只有受到外来的冲击时，才可能打破这种平衡，①这种“冲击―回应”的观点迄今仍是近代史教科书的核心概念。 　　为了批判以上观点，美国学者柯文（Paul A. Cohen，1934～ ）、德国学者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1929～ ）提出了中国中心观或中国中心主义，认为中国历史应该走向以中国为中心，从内部而非外部来决定哪些历史具有重要的影响力。② 　　有意思的是，20世纪中叶费正清又重新调整了他之前的思考，对东亚国际关系提出了所谓的朝贡体制论③，日本学者西?定生（1919～1988）随即也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册封体系论④，两者都强调东亚的国家关系是话语从中心向四周辐射开的模式。但不管是什么体系，后来的批判者都证明了“欧洲中心”、“中国中心”似乎走得太远而矫枉过正，并不符合传统东亚国家间复线的历史。 　　那么对于东亚学者而言究竟哪一种理论或什么样的模式更能准确地加以描述呢？ 　　日本学者滨下武志（Takeshi Hamashita，1943～ ）认为，历史上亚洲区域内的各种关系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关系形成的，这种关系的变化，不仅成为了东亚近代化的内容，更影响了16世纪以来东亚地域体系和东亚传统国家间的关系。⑤ 　　赵汀阳则承续和发展了这种“天下体系”的理路，即致力于中国中心的世界图景⑥，只不过他似乎忽视了复杂的朝贡关系对这种天下观念的挑战，因为它并不总成为一种利益共同体，对于周边的国家来说，基于自身的利益（某种体认），天下中心/外围的身份可以互换。 　　韩国学者郑容和则从“周边”的视角重新理解了“中国―朝鲜”的朝贡关系，他认为与其说从欧洲中心主义、中国中心主义、经济中心主义的角度考虑，毋宁可以理解为了确保朝鲜小中心地位、确保国家安全、确保自身的正统性而维系该种朝贡关系。⑦ 　　杨念群认为，东亚近代化不仅基于西方普遍主义叙述背景，更在于自身内在认同的建构，所以东亚的形成可以理解为两个动态、交互的关系：一是周边地区在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去中国化”的进程，二是东亚国家间内部“殖民化”、“被殖民化”的过程，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中国自身的“去中国化”。⑧李扬帆则更进一步指出，朝贡体系的瓦解及东亚的近代化并不是西方冲击的结果。 　　16～17世纪随着中国政治权力的变迁，日本与朝鲜等主要政治行为体已经因为逐步形成的身份认同消解了稳固的朝贡体系，也即产生了认同的迷失与重新认同。⑨但朝贡体制又并不完全遵照这一理路，其复杂性还体现在从鸦片战争到朝鲜开港前期，清政府有了强化朝贡关系的能力，对朝贡往来的控制也愈加严密，甚至出现了短暂的回光返照。 　　从域外史料重新认识中国 　　1960年与2008年，韩国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所先后编录《燕行录选集》2册与《燕行录选集?补遗》3册，1976年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又编录了《国译燕行录选集》10册，2001年与2008年，韩国东国大学校大学名誉教授林基中又先后编录《燕行录全集》前100册约380篇及《燕行录全集?续集》50册约107篇，此外，林基中与日本京都大学夫马进教授又合编了《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编》3册。在韩国学界积极编录中朝关系史料的背景下，早在20世纪60年代，台湾学者张存武就提醒学界注意《燕行录》在中朝关系史研究中的重要价值，尤其是燕行使者在文集中表露的对华态度，几乎在同一时期，韩国学者金圣七也不遗余力地向学界推销《燕行录》的重要性。就目前而言，凭借以《燕行录》为代表的域外史料，明清中朝关系的研究大致呈现出如下的方向： 　　明末清初朝鲜对华政策、清国与朝鲜的朝贡政策及朝贡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