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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娱乐化的研究综述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周易》里的这段话，常会使人产生美好的联想：蓝天在上，沃土在下，鸟儿在空中飞翔，群兽在地上奔跑，绿树丛中，鸟语花香，好一派田园风光。然而今天，由于技术的进步和大众传媒的发展，人们能亲自观察大自然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反之，人们对大众传媒的依赖越来越严重。大众传媒已经深入到我们这个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我们很难想象，对媒介的完全依赖，个性的彻底消失，反思能力的退化，真假难辨的环境，人类将怎样生存。对这一现象，中外传播学者进行了不同的论述。 　　一、大众传媒——精神的麻醉剂 　　关于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早在上个世纪就有许多传播学家著书论述。1948年，拉斯韦尔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将传播的基本社会功能概括后，提出“三功能说”，即环境监视功能、社会协调功能和社会遗产传承功能。同年，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在《大众传播的社会作用》一文中，强调了大众传播的“授予地位的功能”、“促进社会准则的实行功能”和“麻醉精神的消极功能”。他们认为，“大众传播可以算是最高尚、最有效的一种社会麻醉品。大众传播的麻醉作用可能十分有效，中毒的人甚至都不了解自己的病端。”（《传播学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世界新闻研究室编著，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170页） 1959年，C.R.赖特在《大众传播：功能的探讨》中，继承了拉斯韦尔的“三功能说”，提出“四功能说”，即环境监视功能、解释与规定功能、社会化功能和提供娱乐的功能。这些都是早期对大众传播的功能作出论述的学者，其中，C.R.赖特明确提出了提供娱乐的功能，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更是高瞻远瞩地指出了大众传播的负面麻醉功能。在其对大众传播的功能理论的探讨为后来者奠定了扎实基础。中国传播学者郭庆光在《传播学教程》一书中也作了类似的归纳和疏理：大众传播为我们提供新闻、信息和知识，帮助我们了解外部世界的动向和变化；大众传播为我们提供关于生活的有用信息，帮助我们安排日常生活；大众传播为我们提供文化享受，能够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大众传播为我们提供娱乐，使我们能够从工作、学习和生活的紧张压力下解放出来，获得轻松和休息。由此可见，娱乐功能也好、麻醉功能也罢，总之，大众传媒给我们所带来的一切令人类历史上任何其它的技术都望尘莫及。 　　二、大众传媒——欲望的催化剂 　　人类的欲望是与生俱来的，这一点无需否认。人的欲望是应该得到充分的释放，还是应该被彻底的压抑，自古以来，有不少中国的或是西方的哲学家有不同的见解。中国古代就有“随心所欲，但不逾矩”、“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古训。 　　孟子在《尽心》篇中提出了著名的“性善论”，即“养心莫善于寡欲”。他认为，太多的物质的和身体的欲望会令人失去善的本质，因此，人应该克制欲望。荀子在《性恶》篇中，提出“性恶论”的观点，认为欲望是人的本能，“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人“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正是因为人的欲望是永无休止的，所以人会不断的索取，带来社会的动乱和战争。朱熹总结了二人的观点，认为人性有两重性，即善和恶，天理为善，人欲为恶，两者不能共处，所以为了“复尽天理”，只能“革尽人欲”。程朱理学宣扬的“存天理，去人欲”的观点，遭到了后人的反对，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戴震揭露了道学“以理杀人”的本质。不仅在中国，而且西方社会也长久的笼罩在“禁欲主义”的阴影下。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分为三部分：情欲、意志和理性，提倡“清心寡欲”，教导人应该放弃肉体的和物质的享受，追求精神的娱乐。亚历士多德倡导的“理性生活”就是要节制欲望和遵守礼法。康德作为理性哲学的代表，主张用理性来约束自己，控制本能的冲动。他认为与欲望绝缘，才能发现美。 　　随着文艺复兴时代的到来，几千年来禁锢着人类的“理性”逐渐被“人性”所取代，出现了爱尔维修、叔本华、尼采等人本主义思想家。他们认为，逃避痛苦，趋从快乐，是人的天性。到了二十世纪，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创始人，运用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对人的心理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题出了“本能论”、“人格结构论”和“意识层次论”的观点。“本能论”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基础。他认为，人的一切心理活动都是由本能决定的。弗洛伊德把人格的内部结构分为三个层次：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是本能的储存地和源泉，执行快乐原则；自我依照超我的命令压制本能冲动，协调本能要求和现实要求之间的平衡，执行唯实原则。超我依照良心、道德、理想行使职责。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心理有三个意识层次：无意识、潜意识和意识。本能、被压抑的情感藏在无意识中，潜意识保持对欲望和本能的控制和疏解，意识感知外界的现实活动。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传媒产业的出现，人的欲望得到了极大的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