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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痕文学近三十年的研究述评 　　摘要：“伤痕文学”思潮从20世纪70年代末在中国大陆产生后，就一直成为中国文学家和批评家关注的焦点之一。“伤痕文学”研究至今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笔者认为三十年来“伤痕文学”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七十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主要围绕社会主义能否出现“暴露文学”和悲剧以及现实主义的大讨论展开的；第二个阶段就是20世纪80年代至今，这一时期对“伤痕文学”研究的角度越来越丰富，也越来越深入。 　　关键词：“伤痕文学”研究；现实主义；流变；类型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8-0000-02 　　“伤痕文学”从20世纪70年代末在中国大陆产生之后，就一直成为中国的文学家和批评家关注的焦点之一。新时期小说是以“伤痕文学”为开端的。粉碎“四人帮”后，作家敏锐地感应着人民的意愿和历史的要求，自觉肩负起时代赋予文学的使命，通过真实的描写、大胆的揭露、愤怒的鞭挞、由表及里地触及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实质。1977年11月，刘心武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短篇小说《班主任》是“伤痕文学”的发端之作，继而卢新华发表了处女作《伤痕》，形象地概括了“文革”给人们造成的严重的心灵创伤，从而激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接着一大批揭露批判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和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的文学作品，以一发不可收拾的势头冲决了种种思想禁锢，冯骥才的《啊！》、宗璞的《我是谁？》、张贤亮的《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等伤痕小说都揭露出“文化大革命”的专制主义性质。关于“伤痕文学”的研究，本文认为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关于“伤痕文学”的研究主要围绕着社会主义能否出现“暴露文学”和悲剧以及现实主义的大讨论展开的。如陈恭敏的《伤痕文学小议》[1]王继志的《“现代迷役”和悲剧――谈〈枫〉的思想意义》[2]张奇虹的《悲剧的生命力与时代精神》[3]等等，这些研究都没有跳出“暴露文学”和悲剧大讨论的框架。以下是“伤痕文学”研究的具体分析： 　　以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为先导的“伤痕文学”发表之后引起巨大的反响与讨论。黄安思将揭露、控诉、批判“四人帮”的文艺作品称为“向后看的文艺创作”，他认为此类作品的“方兴未艾”，同三中全会提出的“团结一致向前看，团结一致搞四化”的口号很不协调，他主张应当“提出文艺向前看的口号，提倡向前看的文艺”。[4]随后李剑在《“歌德”与“缺德”》中指出：“那些暴露林彪、‘四人帮’的罪恶都应归入‘缺德’之列”；而且他认为“把洋人的擦脚布当作领带挂在脖子上，大叫大嚷我们不如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人，虽然没有‘歌德’之嫌，却有‘缺德’之行。”[5]他宣泄了对伤痕文学的强烈不满，极力主张的是新时期文学应该是“歌德文学”。 　　当然，更有中肯评价或声援“伤痕文学”的文章，内容涉及到“伤痕文学”产生的历史原因、思想艺术特色及其价值等方面。如王朝闻认为“欢迎不欢迎《伤痕》这样的作品，应当说也是一种思想斗争”，这种思想斗争包括了“文艺思想斗争和非文艺（政治）思想斗争”[6]。在他看来，黄安思和李剑的文章侧重于政治思想斗争，过分地强调一种文化专制的风气。在不少人看来，“伤痕文学”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在经过十年文革后，“这样丰富、悲催的社会生活，要想不反映不表现，绝无可能”；“人民长期受到精神压抑，失去了畅所欲言的自由，心头都结着无数感触和要求，要想不倾斜不迸发也绝无可能。”[7] 　　与此同时，“伤痕文学”以及随之而来的有争议的作品的讨论，也引发了对现实主义的重新认识。新时期的批评家们通过对“文革”时期“假、大、空”的虚假现实主义的批判，进而深入到对十七年现实主义理论的反思。在新时期，真实性再度成为现实主义问题讨论的焦点。尽管批评家们对于真实性的理解不尽相同伸着彼此抵牾，但把恢复文学的真实性视为恢复现实主义精神的第一要义，却是讨论者的共识。洁泯说：“文学只要离开了现实的真实性，也就失去了现实主义，失去了艺术的生命力，文学的认识作用以及它的反映现实的功能等等，就将无从说起。”[8]从“伤痕文学”的创作状况来看，真实性的刻画是群众支持的最为重要的一点。《神圣的使命》《大墙下的红玉兰》等作品，不仅是敢于面对并揭露“四人帮”控制下的真实的社会现实，同时还在真实的基础上，正确积极地现实了社会矛盾的解决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形成了一股“向下看”、向生活、向人性回归的文学潮流。 　　悲剧问题是现实主义理论中的审美取向与审美品格。孔捷生的短篇小说《在小河那边》中，力图展现在文革“血统论”的错误导向下所造成的悲剧。就以“伤痕文学”因其表现出来的那张低沉，压抑，阴暗，感伤等悲感情绪所形成的争议来看，它涉及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悲剧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