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仲景原序”的探讨伤寒论中诸多误治之原因.docVIP

从“张仲景原序”的探讨伤寒论中诸多误治之原因 　　【摘要】张仲景所著《伤寒论》一书，创立了完整的六经辨证论治体系，运用汗、吐、下、和、温、清、消、补等治疗大法，对外感热病的发生发展和辨证论治提出了切合实际的辨证纲领和具体的治疗措施。但总览《伤寒论》398条经文，发现竟有120余条经文论述了因医术低劣、辨证含糊和违背治疗原则而造成的误治案例。清代医家徐大椿慨叹曰：“观《伤寒论》所述，乃为庸医而设，所以正治之法一经不过三四条，余皆救误之法”。 本文尝试从寥寥602字的“张仲景原序”（下文简称“原序”）中探求造成诸多误治的深层次原因，以期借古鉴今，有所裨益于当今之临床。 　　【关键词】伤寒论；张仲景原序；误治；原因 　　【中图分类号】R2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8517（2015）23-0041-02 　　有文献[1]对《伤寒论》中误治之原因、变证及治疗进行了分析，主要有以下观点：论中误治的原因概况起来主要有不辨表里虚实（如表证误下、里实误汗、里虚误汗及表实误灸等）、不察寒热标本（如寒证热治、温病误治及标本不分等）和用法无度（如汗之太过、汗之不及和下之不当等）；误治之变证有心悸、烦躁、惊狂、奔豚、谵语、发黄、喘证、胸满、结胸、腹胀满、痞满、血证、下利等；张仲景针对诸多误治不仅提出了详实的补救措施和治疗方药，而且高屋建瓴地提出了“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治疗总则。 　　“原序”曰：[KG-*3]“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由此可将研究时间初步界定在建安年间。建安纪年从公元196年至公元220年，共计25年。此间适逢东汉末年宦官当权、兵荒马乱、生灵涂炭。如建安元年，曹操将汉献帝迎至许昌而“挟天子以令诸侯”，随后的赤壁之战等一系列战役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而战争导致大量壮丁从军服役，造成农田荒芜，粮食产量减少，饥荒丛生，加之战争中战死的尸骨未能妥善处理，导致了瘟疫的流行。曹操《蒿里行》：“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便是这一现实的真实写照。纵览古今，放眼中外，不论何时，粮食生产都是事关国家兴亡、民族盛衰的国之大计。而当时粮食减产除了上述原因，还与当时的气候状况密切相关，因此很有必要对当时的气候条件进行考证。根据竺可桢先生《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2]可知，东汉时期我国气候开始趋于寒冷。比如三国时期曹操在铜雀台种橘只开花而不结果的史实表明当时的气候已比汉武帝时期寒冷；而曹丕在公元225年到淮河广陵视察士兵演习时，由于寒冷冻结淮河导致演习不得不终止的史实也佐证了这一观点。徐中舒曾经指出：汉晋气候不同，那时年平均温度大约比现在低1～2℃。胡阿祥[3]研究表明，魏晋时期气候的基本特征是寒冷干燥，自然灾害严重且频繁。张家诚[4]研究发现，气温每变化1℃，各季农作物的熟级（指早熟、中熟和晚熟）均可相应变化一级。根据我国农业生产的经验，每相差一个熟级，产量变化约为10%。由此可知当时粮食产量比之前的温暖期可能下降10%～20%。综上，气候的寒冷干燥，自然灾害的频繁且严重，战争造成的人员伤亡、粮食的奇缺以及环境污染造成的病菌孳生，导致百姓体质和免疫力明显恶化而身陷歉饱之灾与疾疫之灾。这便是导致《伤寒论》中诸多“误治”的时代大背景。 　　“原序”曰：“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悴其内，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这段话前一句指出当时的“居世之士”对医学既不“留神”，更不“精究”；后一句描述了他们“惟名利是务”的谄媚阿谀之丑态和本末倒置之愚蠢，亦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医生的社会地位。为探明仲景时代大多数士人不愿业医的原因，有必要对当时医生的社会地位和价值进行必要的考证。自古至今，医生的社会地位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有相应的变化，但从整个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医生的社会地位是在曲折中向前发展的，它受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多方面的影响与制约，其中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社会制度、社会主导思想尤其是统治者对医学和医生的态度。而医生社会地位的变化又对医学的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相关文献[5]表明，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医学开始从巫术中逐渐分离出来并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加之受当时“学在官府”教育制度的影响，使得学习知识的权利主要被贵族统治阶级所垄断。而从事医学的知识分子―医生的地位自然与当时的普通百姓不同，属于“士”的阶层，在社会上仍有相当的地位。西汉前期，统治者为稳定阶级统治而推行与民休息的政策，政府十分注意保婴、养老及稳定民生，因此医生的社会地位相应地得到提高。而从西汉中后期至东汉末这一历史阶段，医生的社会地位明显下降，由原来“士”的阶层下降到“工”的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