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至宋越窑耀州窑景德镇窑瓷器刻划花装饰的研究.docVIP

五代至宋越窑耀州窑景德镇窑瓷器刻划花装饰的研究 　　刻划花纹饰作为一种装饰手法在宋朝时耀州窑器中达到了鼎盛阶段，但它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本文诣在就越窑、耀州窑、景德镇窑的瓷器对刻划花在宋至五代时的发展及对印花的影响进行研究讨论。 　　 　　一、越窑是瓷器刻划花装饰发展的源头。 　　越器在五代时虽仍以素面为主，但我们仍可以看出这种趋势即：刻划花装饰手法的出现并向着一种主要的装饰手法发展的势头。莲瓣纹是当时常见的纹饰之一，主要刻在碗、盘、罂的腹壁，盒的盖面上，从装饰手法看是单纯的划线，没有对花筋，叶脉进行篦划装饰，仅仅是划出花瓣的大体形状，较之宋时的作品略显单调，布局比较平均，无主次疏密之分但刀法深厚有力，在半干的坯体上，刀锋垂直于坯体深划出花纹的纹饰。这种中锋用刀划花的手法使线条具有流畅飘逸的动感美，虽然操作简单容易控制，但作为一种初创的装饰手法显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充分体现出古人丰富的想象力和善于运用工具的创造力。为以后各窑装饰手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越窑对耀州窑和景德镇窑器物装饰有深刻的影响，从出土的标本看，北宋初期，耀州窑器物品种单调，只有两种碗，在碗外用浮雕手法刻两层莲瓣纹，这种装饰手法盛行于五代越窑，耀州窑刻花莲瓣纹装饰首先取材于越窑器物纹样，无论从花的布局还是刀法都具有越窑的风格。故南宋陆游有“耀州出青瓷谓之越器，以其类余姚密色也”之说。此外五代越窑装饰的另一大特色是仿唐金银器装饰，即大量的碗盘盏托杯等的口沿刻成花瓣状。而宋朝时其他各窑，如：耀州窑，定窑，景德镇窑等均有此种倾向，显然是受越窑的启发。 　　越窑在北宋早期开始流行用纤细线条刻划花纹线条较五代更加洒脱，轻巧而不失稳重，布局趋向完美，有主次疏密之分。纹饰有对称双凤，双蝶等动物。缠枝莲，折枝菊等植物。而荷花纹，凤凰纹，鹦鹉纹，摩蝎纹有明显仿金银器錾刻花纹的痕迹，此时耀州窑，景德镇窑的刻划花装饰仍处于萌芽状态，越窑领头军角色仍遥遥领先，对其他窑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到了北宋中期越窑仿佛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虽仍处于鼎盛阶段，但刻划花装饰发展已经停滞不前，而耀州窑青处于兰而胜于兰，发展进入鼎盛阶段，并有所开拓创新。越窑的装饰手法已远远不及耀州窑，于是，北宋晚期刻划花技法逐渐衰弱，做工也日趋草率而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二、耀州窑刻划花技法冠绝一时。 　　耀州窑是北方一著名窑场，生产独具特色的刻划花和印花瓷器，产品精良。北宋中期达到鼎盛阶段，是宋代经济文化繁荣的产物，也是宋代工艺水平和人们审美意识的体现。 　　耀州窑主要以精湛的刻花著称于后世。所谓刻划花即以刻划为主，以划花辅之的装饰手法。它出现于北宋偏晚到北宋中期达到鼎盛。它的创新之处在于将越窑简便流畅的划花技法和磁州窑剔花融会贯通于一体，创造了独具特色的耀州窑刻划花装饰艺术。这种方法需两步完成，首先在半干的坯体上用刀垂直插入刻出花纹的主轮廓，然后在已经深刻出的主轮廓线外用斜刀广削的方法除去主花纹以外的背衬，这种手法既保留了划花飘逸流畅的优点，又吸收了剔花工艺浮雕效果感，同时又避免了剔花费时费力行刀呆板和不可避免有伤花体的弊端。在完成两步刻花之后，再用一种篦状工具在突起的花纹内精心划出花筋叶脉等细部，使新的刻划花达到粗狂与精细，凸起与凹下。大轮廓与小细节的完美结合。刻花缠枝牡丹瓶，整体器形修长而丰盈，浮雕感强，通体刻缠枝牡丹纹，虽是满刻，但仍不乏长线条刀刻的洒脱利落，短线篦划的小巧玲珑，而且有疏有密，疏密相济，犹如一曲动听的交响乐在饰釉后润玉般晶莹碧绿中跳动出一首深浅不一的曲调。具有一种含蓄，雍容高贵诗境无限的艺术美感。正因如此，宋朝耀州窑这种装饰手法在同时代名窑中被誉为“宋代青瓷刻划花之冠”达到了宋刻划花最高水平。 　　耀州窑刻划花青瓷之所以能享有如此盛誉，除了装饰手法的独特，还因为她具有丰富的图案纹饰以及所蕴涵的社会寓意，是人们对社会事物的感悟和精神寄托。图案有植物类、动物类、人物类。和动植物交叉结合等多种形式。文饰之丰富也是同时期各窑所莫尘望及的。在植物类中多见象征富贵和美好的牡丹花。除了单一牡丹组成纹样，还往往将牡丹与动物、人物组合，成为更加生动的纹样图案。如：“飞碟恋牡丹”双婴戏牡丹等。常见的植物还有象征傲霜独放的菊花，布局与牡丹基本相同，比较独特之处是碗内以多层或单层的团菊组成纹样，突出了菊花盛开时的蓬勃生机。象征“出淤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的荷花，荷叶也是常见的纹样。常将莲花置于水波纹中，与游鸭，鸳鸯、游鱼相伴为伍，我们同时可以领略到中国绘画中的一个总的倾向：画中有诗，重意境重神韵。体现作者审美情趣的同时也从侧面体现宋朝中期社会生活的和谐安定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爱。所有这些植物花卉都以写实为特点，再经加强或减弱的艺术手法加工，在犀利洒脱的刻划线条中均呈现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