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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微观决策机制的研究 　　摘 要：借鉴成本收益理论，基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和经济理性的微观视角，构建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微观决策机制理论模型，并根据在重庆进行的实地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就业创业收入及其社会网络、文化程度以及农业生产成本和农村建房成本与转户迁移人数正相关，而城市劳动力素质、城市住房价格、城市日常生活开支与转户迁移人数负相关。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稳定就业后，根据转户迁移的收益与成本评估进行市民化决策，只有收益大于成本时才进行转户迁移；否则会继续“流而不迁”或返回农村。因此，仅仅拆除城乡户籍制度的藩篱并不能促成农业转移人口的快速市民化，还必须有效提高农民转户迁移的收益，并降低其成本。 　　关键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决策；农民工；转户迁移；流而不迁；户籍制度改革；城乡差异；成本收益理论 　　中图分类号：F24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15 　　一、引言 　　重庆市在2007年就建立了城乡人口自由流动的户籍、住房、社保、教育培训等制度，但重庆的农业转移人口（本文中“农业转移人口”主要指在城市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即通常所说的“农民工”）的市民化（为研究的方便，本文的“市民化”主要指农民将其户籍从农村迁到城市，并放弃其在农村的土地权益，即成为“城市人”）意愿还是不高，很多进城农民还是处于“人来了、融不进”的无序状态，但“无序市民化”不能简单归罪于户籍制度（徐爱东，2012）。国务院于2014年6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标志着我国开始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户籍制度藩篱将被拆除。然而，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是否就一定会遵循政府安排的路径推进？ “无序市民化”是否就会快速转变为“有序市民化”？事实上，农业转移人口是经济理性的，其外出就业、转户市民化等行为总是带着各自的动机与愿望（单菁菁，2014）；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不仅受户籍制度的约束，还受转户前后的收入、转户成本及其知识技能等条件的约束，因此，研究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微观决策机制，对经济新常态下政府推动农业转移人口有序市民化、制定新型城镇化战略和配套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国内外关于人口迁移决策行为的研究文献较多。在国外，较早的研究是莱文斯坦的“人口迁移法则”，他认为人口迁移最重要的原因是经济因素，人们追求生产和生活条件的改善而迁移。赫伯尔（1971）、Herbe（1938）、Mikell（1946）等人的“推―拉”模型是最具代表性的乡―城人口迁移理论，认为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行为是原住地的推力和城市的拉力共同促成的；Lee（1965）进一步将影响推力和拉力的因素扩展到迁移量、迁移流向、迁移者的特征等，认为以往的迁移者把有关信息传回农村，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迁移成本，为后来的迁移者提供方便。Lewis（1954）和Todaro（1969）等认为城乡工资收入差距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动因。Wolpert（1960）、Brown（1982）和Moore（1973）等的人口迁移决策模型认为人口迁移是对压力（stress）做出的反应，迁移者并不是盲目追求地点效用最大化，而是根据实际可行性来调整自己的迁移行为。舒尔茨（1961）的成本―收益理论则把影响劳动力转移的因素归结为预期收入和迁移成本，认为只有当迁移收益大于成本时，劳动力迁移才会发生。 　　徐爱东，吴国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微观决策机制研究 　　在国内，朱杰（2010）研究了长三角的省际人口迁移格局及影响因素，认为人口迁移过程中的“推力”作用大于“拉力”作用，空间可达性指标是影响迁移决策的首要因素。李斌（2008）认为我国城市住房价值结构化形成了人口迁移的一种筛选机制，在一线城市，房价过高，入住成本递增，一定程度上阻止了人口的迁入。辜胜阻（2007）、盛亦男（2013，2014）、王春蕊（2012）、李强（2014）、周皓（2007）等也对我国的人口迁移机制做了实证分析。但以上研究多基于西方的有关理论对人口迁移决策行为进行实证分析，对我国人口迁移的预测有效性总体上较低。 　　《意见》中规定农民只要是城市常住人口，哪怕不转户，子女也能获得城市优质教育，因此，优化子女教育将不再是农民转户市民化的主要动力。从我们的调查情况来看，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不断改善，城乡一体化发展进一步深入，农民和市民身份差别逐渐缩小，融入城市的心理需求、获得城市生活环境、对城市生活的认同等社会性诉求已不再是农民转户市民化的主要动力。95%以上的农民只要有土地就有生存保障，外出就业主要因为农村生产生活成本提高而农业收入增长有限，缓解经济压力是农民外出创业就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