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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社会企业发展的现状的研究 　　【摘 要】 本文在阐述社会企业的特征和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基础上，以同心同惠为例，分析了以流动人口为服务对象的北京社会企业发展现状，以期为同类组织提供借鉴，也有助于提升政府调动社会资源满足流动人口多元需求的能力。 　　【关键词】 北京市；社会企业；流动人口；公共服务供给；同心同惠 　　一、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近四十年来，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我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早已无需赘言。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带动下，在计划经济时代被严格限制的人口流动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象征，同时也成为经济发展的助力。而且由于我国城乡经济发展水平的严重不平衡，[1]相比之下，城镇对农村人口的吸引力远胜过农村对城镇人口的吸引力，所以就人口流向来看，以农村人口流向城镇为主，农村人口由此成为城市流动人口的主体。[2]相关调查显示，2012年，在北京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将近800万，占到北京市常住人口总数的近四成；[3]而在北京的流动人口聚居区中，外来农村人口的比例超过七成，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的受访者在流动人口聚居区中所占比例超过六成。[4]因此，“文化程度低，谋生能力弱”成为对城镇流动人口特征的一个常见描述，[5]流动人口也因此从事的往往是替代性较强的工作，但其对于城镇发展的推动作用却不可替代。因此，解决流动人口合理的、多元化的需求不仅是对流动人口的尊重，也是城镇维护可持续发展动力的基础。但因为流动人口往往在流入地政府中缺少利益代表，[6]加之政府能力的有限性，所以流动人口在就业、医疗、子女就学等方面的需求无法通过政府得以全面满足。 　　实践中，与以经济利润为主要追求目标的商业企业和以公共利益为首要目标但缺乏自给能力的非营利组织都不同的社会企业在解决很多社会问题方面都展现出了值得称赞的能力，其中不乏为流动人口提供相关服务的成功案例。因此，社会企业的存在不是使政府多了一类竞争对手，而是多了一类代替政府满足城镇流动人口多元需求的社会主体，是一种宝贵的社会资源。因此，开展关于以流动人口为主要服务对象的社会企业的研究，对于流动人口需求的满足和流入地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提升而言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简述 　　尽管“社会企业”这一融合了社会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的概念直到2004年才首次进入我国，[7]但起源于欧洲的社会企业的第一次发展则是在19世纪，[8]而且社会企业曾消失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和二战后的经济增长时期，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关于财富的价值观的改变、福利国家制度的困境和高失业率的背景之下，社会企业在欧美国家再次兴起，并引起了世界的关注。[9]而相关的研究、论坛、会议等促进了我国在社会企业方面的理论研究与实践。[10]随着研究队伍的壮大，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也呈现出了关于社会企业的不同认识、不同研究视角和不同研究特色。 　　我国关于社会企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有关社会企业的概念和特征的认识性研究、国内外经验介绍、对策型研究、有关社会企业发展的前瞻性研究和有关社会企业家的研究等方面。[11]杨家宁等通过对相关研究成果的分析总结出西方关于社会企业的研究视角包括领导视角、组织行为视角、社会转变视角和企业社会责任视角。[12]因为国内外关于社会企业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所以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多元参考文献，尤其是国外关于社会企业的研究成果不仅体现在数量颇丰，而且体现在其研究视角、研究层次、研究方法都相对丰富而成熟，而这正是我国社会企业研究的欠缺之处。 　　三、社会企业的特征 　　在社会企业的定义方面，欧洲、美国、亚太经合组织都给出了自己的定义，[13]我国也有不少学者通过对社会企业的研究提出了自己对社会企业的概念界定，但国内外关于社会企业的定义或者内涵的探讨并未形成统一认识，所以笔者也没有探讨社会企业定义的意图。与此相反的是，社会企业的两个基本特征则获得了普遍认可，分别是“社会性和企业性”。[14]只是不同学者对这两个特征的表述存在差异，但表达的都是通过商业手段实现公共利益的意思。[15]可仅仅通过这两个特征难以将社会企业与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商业企业、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等区分开来，所以还需要通过其他特征对社会企业进行界定。通过研究，王世强认为，可以从以服务于社会弱势群体为第一要务、以经营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有限制的利润分配、投资人不可回收资产的资产处置方式、民主治理的治理结构五个方面来界定我国的社会企业。[16]这五个维度将社会企业的特征进行了扩展，所以对社会企业的界定也更加严格，但笔者认为，虽然前述五个维度全面反映了社会企业应该具备的特征，但这五个维度是对国外社企业的总结概括，而国外社会企业发展相对成熟，所以也可以说前述五个维度是关于成熟社会企业特征的描述，而我国社会企业的实践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