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西亚斯控告粮贩演说辞的研究.docVIP

吕西亚斯控告粮贩演说辞的研究 　　[摘 要]雅典粮食产量长久以来不能满足居民需求，其粮食问题主要依赖进口解决。公元前4世纪初，大王敕令签订之际，雅典粮价飞涨，社会各方面矛盾纷纷显现。其时吕西亚斯发表《控告粮贩》演说，标志着批发商、粮贩以及公民之间的矛盾达到极点。吕西亚斯斥责粮贩的罪行，称其损害雅典公民利益，破坏社会稳定，应受到惩罚。有外国学者对吕西亚斯的演说词进行过系统的梳理，但少有人关注到本篇演说辞背后隐藏的雅典政府的经济调节手段。彼时雅典政府为降低粮价而允许粮贩联合压低批发价，以期能缓解粮食短缺引发的社会矛盾，但由于政府对粮贩管理力度不够，粮贩恣意而行，反而导致了粮价进一步增长。吕西亚斯站在公民的角度上批判粮贩，但其并未发现粮贩的行为受到雅典政府的支持，在政府计划失败之际雅典政府又将所有错误归咎于粮贩。 　　[关键词]吕西亚斯；粮贩；雅典政府；经济调节； 　　公元前5世纪末4世纪初是雅典历史上风云变幻的多事之秋。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战败，政局动荡，财政拮据，人口剧减，阿提卡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粮食供应紧缺。这一时期的可靠史料相当匮乏，更增加了该时段的研究难度。雅典演说家吕西亚斯（BC458-BC380）留下的演说辞是研究其间雅典历史的第一手史料。《控告粮贩》发表于公元前387/386年，是吕西亚斯演说辞第XXII篇，属于一篇诉讼演说。该演说辞通过控告雅典城内的粮贩的违法行为，为我们研究该时段雅典经济社会状况提供了重要史料。 　　一、演说发表的背景 　　充裕的粮食供应对维持城邦稳定具有重要作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地区土壤贫瘠，气候条件较差，粮食产量长期以来不能满足居民的需要。德摩斯梯尼曾说雅典消耗的从黑海地区进口的粮食总量比任何城邦都要多，可见当时雅典人通过大量进口解决粮食供应问题，以缓解粮食短缺。由于地理条件的制约，雅典的粮食进口基本依赖海上运输。海运风险极大，到了战争时期，海上商路往往被敌军阻塞。公元前5世纪雅典特别重视海上秩序的维持以保证其海上贸易通道的安全。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斯巴达多次蹂躏阿提卡农村以逼迫雅典人出城作战，以发挥其重装步兵的优势。此外，为了维持雅典本地粮食供应，雅典法律明确禁止城邦居民将粮食运往其他地方销售，1并为此设立粮食监察官和商埠管理员管理粮食批发和零售。 　　演说发表之前，雅典经历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沉重打击，城墙被摧毁，海军覆灭，内政外交皆受制于斯巴达。公元前387年大王敕令颁布，科林斯战争结束，至此斯巴达携敕令以令诸侯，成为波斯在希腊的发号施令者。据分析，造成雅典粮价飞涨的原因大致有三方面，一是斯巴达对雅典重要粮食进口港口的封锁，对雅典商船的劫掠；二是谣言导致居民恐慌，争相抢购粮食；三是那几年阿提卡的粮食因自然灾害而严重歉收。 　　二、演说辞主旨内容分析 　　演说辞主旨在于控告城内粮贩与城邦为敌，囤积居奇，扰乱城邦秩序。吕西亚斯发表演说辞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澄清其本人企图为粮贩辩护这一罪名；二是证明粮贩的确触犯法律，理应交由“十一人”（“TheEleven”是雅典执行死刑的机构，其名称来源于机构成员人数）处死。演说辞中的粮贩（Sitopolai）有别于粮食批发商（Emporoi）。批发商通过海上贸易运入粮食，而粮贩从批发商处购得粮食在雅典城内从事零售。吕西亚斯指出粮贩犯有三个不可饶恕的罪责，一是私自囤积粮食，购买超过50麦斗粮食；二是恶意抬价，一天之内价格数次变动以欺诈城邦居民；三是联合起来购得价格，打压批发商。 　　吕西亚斯演说辞中运用了诸多演说技巧。其一，将严守法律作为自己座右铭。在法庭这一特定环境中，法律占据主要地位，吕西亚斯巧妙的利用了法律中未规定之事判决的模糊性来加强粮贩违法的真实性，说粮贩只要能找到城邦法律中找到“粮贩可以在听从官员指令的情况下过量购买粮食”这一条便可得到宽恕，而这一规定显然不存在。吕西亚斯看似退一步给粮贩机会，实则阻塞其退路，一旦粮贩承认违法，便无法得到宽恕；其二，利用陪审法庭成员同情心。吕西亚斯在演说辞中为整个城邦居民以及粮食批发商陈词，认为他们生活在粮贩的欺诈之中。这一演说技巧在雅典法庭经常被使用，演说辞中提到粮贩也希望通过陪审员的同情使自己得到宽恕，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马蜂》对此有很好地诠释，“即使（被告）有罪也可能凭着哭诉家中困苦，违法实为无奈之举来减轻惩罚。若反之态度强硬，即使有证据证明自己无罪也有可能被惩处。”演说辞中也提到这一情况。其三，坚称其将城邦公民利益放在首位。这是演说辞中最为普通却最为重要的技巧，因为城邦公民深知此类案件关系自身利益，自然会关注陪审法庭审判结果，若结果不和民意，城邦公民自会做出反抗。 　　因此，需用客观的态度来分析这篇解说词。在对粮贩的讯问中，吕西亚斯指控粮贩购买超过50麦斗粮食，这一指控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