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结构论的研究.docVIP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结构论的研究 　　【摘 要】哈贝马斯是当代西方最为重要的社会学家之一，他关于公共领域的发展理论拓阔了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视野。他指出了西方公共领域的产生、发展、转型过程，对于社会结构的研究可谓独树一帜。 　　【关键词】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结构转型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公共领域的扩大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它同时也逐步摆脱了近代时期与国家对立的状态，反而成为了文明社会民主化、大众化的重要表现形式，由此，公共领域正式成为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超越了传统政治生态的基础上，更广泛的将各种社会生活纳入到公共视野。特别是信息时代的到来，新闻媒体的工具化使各种技术，特别是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日益成为公共领域的主要实现手段。过去在沙龙、宴会、咖啡馆中的探讨可以在虚拟的世界中实现了。受众的群体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来的更多、增长的更快。文明社会中的部分监督功能也同样转移到公共领域，在媒体上，公众和舆论领袖可以对政府的某些政策作出自己的评论，提出自己的看法，而不用顾忌到政治程序本身。公共领域将公众与政府决策过程之间的距离拉得很近，并且公众可以通过意见的表达来影响政府的决策。以往那种政策制定的封闭环境被打破了。新的思潮可以从社会舆论中突然涌现并迅速波及到政府的决策过程中，或直接进入议会的议事日程。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公共领域的扩大同时开始入侵私人领域和政治领域。私人领域的私密性和个体性，引起了公共领域扩大后对前者排斥的担忧，个人的隐私可以成为一条普通的信息而传播到无数可能的地域，在一切人面前被展示出来。这种公共领域突破了个体边界的状况，已经开始被大众所注意，但是人们却同时以消费他人的个人信息为乐事，这就为公共领域的突破提供了潜在的心理市场。在政治领域，决策过程与政客丑闻可以被同时公开，社会舆论可以以公权力必须接受监督为由，来大肆渲染政府行为的公共性。而在司法领域，公共性已经造成了对于司法审判过程，甚至结果的严重干扰，这种公共领域的负面效应是人们始料未及的。古典的自由主义注重国家对于私人领域的干预程度，但是公共领域的扩展，确实一种公众心理和技术进步共同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公众渴望了解并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去，成为真正的文明社会的主人。但是公共领域的负面效应使这一愿望在变为现实的过程中，增加了有识之士的疑虑。如果不能将公共领域的负面效应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那么传统的私人生活和政治生活都将被所谓的公开化和公共性侵害。当然这些侵害的严重程度需要对具体的事实作出精确地评估，社会舆论自身却又不会制定普遍的标准来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必要的约束。新闻媒体的主要产品就是尽可能调动观众、听众或读者胃口或形成强烈视听冲击的信息，一个没有多大新闻价值的信息在各种炒作中，同样会被放大。继之而来的媒体关注和评论，使一个无价值的信息变得非常有用。能够使新闻媒体产生放大镜效应的正是公共领域在现代社会的极度扩张，如果不能正视这一现象，那么，我们就不能理解当代文明社会的运行逻辑。 　　现代文明社会的内部结构不仅向公共领域开放，还同时向个人领域开放。不论私人或是社会团体，都可以作为文明社会的活动参与者，这种参与的程度要视个人或团体的能力而定。一旦个人和社会团体能够在公共领域获得话语权，那么政治生活的大门就已经向他（它）开放了。 　　首先，对于公共领域本身的参与，构成了现代政治生活的一个必要条件。在公共领域内，个人的力量得到了无限放大――只要他能够找到足够的支持者或话题的响应者，他就能将自己的见解转化为“公共意见”。他不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个体，而是公共意见的领袖，通过各种媒介和手段，他的意见反复的影响受众，而这些受众又在无形之中影响着政府的决策过程。但是，一旦这个意见领袖成为了受众瞩目的焦点人物（新闻人物）那么他就不能再单纯的“代表”他自己的看法或意见了，他必须代表公众。吊诡的是，当他希望自己代表大众并实现这一愿望后，他却很难抽身退出，重新成为一个仅仅代表他自己的个体。换句话还说，进入公共领域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个体的自我取消，他之所以能够被认为是代表，恰恰是因为，他被公众看来不能代表他自己。公共领域的内部结构给予了每一个个体和社会团体以一定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个体和社会团体都能大规模地动员社会力量――信息资本。成为一个公众人物就不应仅仅被看做是新闻发言人，而是利益发言人。他既然拥有了如此便利的信息资本利用条件，就必须为特定的利益集团服务。此类服务有着明显的替代效应，将以往被民众认为是政府才能做的事，变成了社会舆论迫使政府去做事，乍一看来，仿佛是顺理成章的。但在整个过程背后隐含的逻辑却是，公共领域向传统的政治领域取得了一定的社会行动资本，所以在整体上看，也仍然是对公权力的合理运用。借助了信息资本――这一现代社会资本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力量，公众人物瞬间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