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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的现状及路径探究 　　摘要：农民工与城市间的内在文化冲突，是农民工实现城市融入的深层壁垒。目前保障农民工的文化享有权，为农民工阶层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文化服务的政策计划日益提上日程。制约我国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的因素主要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保障制度及资金短缺，管理机制与服务手段简单，农民工文化需求表达机制与社会参与机制阙如等。针对此，文章提出诸如加快制度改革、多方联合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公共文化服务产品的市场化和社会化等解决路径。 　　关键词：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制约因素;路径 　　中图分类号：J0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独特的一群，他们用超强度的劳动和惊人的忍耐力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全球瞩目的贡献。截至2012年，中国农民工的总量已达26261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336万人。作为远离土地又尚未融入城市的特殊人群，从生活改善到城市融入，亿万农民工要跨越的不仅仅是温饱生活的坎，更需要面对城市文化的心理认同和身份认同。可以说，农民工的文化精神困境问题，自有农民工之日始，就一直存在，直到第二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出现，这个困境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更加凸显，甚至引发了严重社会问题。 　　农民工问题本质上是在社会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人的社会角色转换问题。要真正融入城市，由农民转变为市民，由过客转变为主人，与实现经济权益、政治权益、社会权益相比，更为深层的是文化认同和文化融入。因为只有实现了文化认同和融入，才能实现价值观念、行为规则、生活方式的转化。从这个意义而言，为农民工提供适合自身发展与群体融入的公共文化服务，让他们真正从文化认同的角度实现农民――新市民的角色转变，既是尊重人权、体现社会公平的必然之举，也是促进群体融入和社会良性运作的必要举措，在促进城镇化进程、进一步拉动社会内需的未来，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更关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2011年，文化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中华全国总工会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民工文化工作的意见》，保障农民工的文化享有权，为农民工阶层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文化服务的政策计划日益提上日程。意见出台之后，全国各地在保障农民工基本文化权益、丰富农民工精神生活方面做出了一些颇有实效的努力。如深圳南山区在农民工集中居住区设置外来工图书馆;拥有400多万农民工的深圳宝安区采取“校企合作”和“社区教育”等模式实施“造就百万技能人才工程”;上海市实施农民工基本素质教育培训工程等。 　　但是，课题组调研①显现的问题也是普遍而集中的：囿于我国现行的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本身缺乏必要的制度保障和充足的经费支持，在针对农民工的问题上，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往往缺乏明确的战略目标、稳定的保障机制和清晰的责任体系。现阶段各地对于农民工的公共文化服务，大多停留在设施建设和较为单一的单向服务方面（如送书、送演出等），在制度层次和精神层次的设计和观照还有待提升。可以说，目前我国农民工人均享有公共文化服务资源的水平是极其有限的（表1）。 　　造成农民工人均享有公共文化服务资源水平低下的原因既有客观上的制度与保障机制的缺失，也有文化水平制囿所造成的主体参与意识淡薄，具体可以从以下方面分析。 　　一、户籍制度壁垒 　　现有的公共文化经费管理体制、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和劳动人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是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制度樊篱。户籍制度人为地将农民工排除在城市公共服务体系之外，在社会保障、就业教育培训、子女入学等一系列制度上，农民工都难以享受与市民均等的待遇。如缺少行之有效的制度保障，农民工不可能享受到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对体系内对象提供的文化服务。 　　城乡二元体制是造成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的根本性制度原因。城乡分割的“二元化”模式，构成了城市和乡村、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不平衡的公共产品供应体制和基本制度，将客观进城的农民工的相关配套滞后地留在农村。二元模式一方面造成了农民工现象并极大程度地限制了这一群体城市融入的进程。另一方面又因为城乡差别、体制差别，造成公共文化服务相关制度、配套物资和服务队伍的地区差――在制度设计、设施建设上，我国现有的公共文化服务最早以城市和发达地区为重点，图书馆、博物馆、文化活动中心等公共文化设施多集中在城市中心和相对发达地区，很多文化活动的开展和文化产品的提供也以城市居民为优先考虑对象，城郊、农村及落后地区薄弱;在文化服务的人才队伍上，很多文化从业精英倾向于向都市和权利上层流动，造成公共文化服务人才队伍的结构倒挂，农村、城乡结合部和城市农民工聚集地等弱势地区的供给不足，客观上再次加剧了农民工享受公共文化服务的难度。 　　二、公共文化服务资金与保障制度短缺 　　改革开放30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