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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公共政策伦理的研究述评 　　我国公共政策研究伊始，研究者们对公共政策伦理也表示了极大的关注，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改革的深化，一些社会矛盾问题凸显出来，在反思改革的过程中有些研究者对公共政策的伦理思考更是深入。综观现有文献，国内研究者对公共政策伦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一是公共政策伦理研究的必要性；二是公共政策伦理研究的逻辑起点问题；三是公共政策的价值目标问题；四是公共政策的价值选择问题；五是公共政策的价值分析问题；六是公共政策的主体美德伦理问题。 　　下面分别从这六个方面对中国公共政策伦理研究的情况作一个综合性的评述。 　　 　　一、公共政策伦理研究的必要性 　　 　　随着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无情僭越，在国外，一些研究者在“价值中立”的口号下，要求“唯科学是从”，认为价值研究是主观的，因而是不可量化的，要求将价值分析排除在公共政策分析之外，将公共政策分析建立成一门纯粹的科学。这违背了政策科学这门学科的基本宗旨。公共政策科学创立之始，早期政策科学家都坚持事实分析与价值分析、科学研究与规范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我国公共政策研究者大多不赞同工具理性主义所谓“价值中立”的做法，他们认为，之所以要在公共政策研究中加强伦理考量主要有以下方面的原因。 　　 　　首先，公共政策实施过程中科学与价值的统合是现代公共管理发展的必然要求。公共政策实施过程中科学与价值的分离只是受到传统行政与政治二分原则的误导。政治与行政的二分使得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应当严格地区分开来，认为价值因素只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所需要考虑的，而公共政策的执行过程只需要考虑行政机构、体制和程序的科学性。这样，科学与价值在公共政策实施过程中被分离。其实，“管理就是决策”，管理就是要实现目标，在微观的管理活动中，虽然强调确定目标的科学依据问题，但是任何目标的指向都只能从价值的意义上来加以把握，而且目标本身就是一定的价值的体现。所以，“任何决策都是以突出价值因素为特征的，无论怎样强调决策的科学化，都无可否认决策的价值考量和决策的价值指归。对于公共政策的制定来说，价值考量和价值指归无论何时都是首要的”。 　　 　　其次，公共政策这一学科的特殊性决定了公共政策研究中伦理研究的重要性。“政策科学是以解决‘人的问题’为己任的，与‘人的问题’相关的社会公共问题构成了公共政策的客体。”公共政策是一门特殊的应用科学，它要解决的是人类公共生活中的公共问题，以期为社会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而发展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所以“政策活动的目的就是从认识和实践上解决‘人是什么’和‘人应当如何做’的问题”。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是沟通公共政策主体与客体的桥梁，离开了人的全面发展，公共政策就没有任何意义，也无从谈起。工具理性主义要求价值中立，甚至于将经济效率的增长作为公共政策的唯一目标，必然会导致公共政策异化进而导致人的异化。所以，要避免人类政策活动的结果背离发展的根本目的，就必须正确处理改革与人的发展的关系，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坚持以人为本，注重人的生存维度的全面发展。 　　 　　最后，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要求加强公共政策伦理的研究。近年来，社会不公平问题，“看病贵、看病难”，城市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高等教育费用昂贵等社会现实问题，使一些公共政策研究者从经验层面意识到公共政策伦理研究的必要性。从政策分配功能看，公共政策是国家对社会价值的权威分配，是国家建构社会公共生活秩序的主要方式与途径。公共政策应当考虑的是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正义，这是我国公共政策的立足点，也是公共政策获得伦理辩护的基础。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最主要的是社会公平与正义问题，因而公共政策必须体现社会公平与正义，而不是只为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二、公共政策伦理研究的逻辑起点问题 　　 　　公共政策伦理的逻辑起点在哪里?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公共政策的本质之中。只有明白公共政策的本质，我们才可以知道公共政策伦理研究的起点。公共政策研究者都认为公共政策是政府或公共权威为处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实现公共管理而制定和实施的公共行为规范、行为准则和活动策略的总和。公共政策不同于企业决策，因为公共政策是作为公共权力主体的政府或者其他公共性机构所作出的，其客体是公共利益，所以“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根本特性，政策伦理研究应当以“公共性”作为逻辑起点。但是对于“公共性”这一概念，不同人的表述有些细微的差别。有的研究者认为，“公共性”是指公共政策的公有性、公治性和公享性。公有性指的是公共政策属于全体公民所有，而不是某个人或某个集团所有；公治性是指公共政策的施行需要的是公共治理，也就是说除了公共权力机关以外，每个公民都是公共政策过程的参与主体，对公共事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公享性是相对于公共政策的结果而言的，公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