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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政府机构的改革的模式刍议 　　在当代中国，中央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应该是最重要的宏观关系之一，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的公平感觉、幸福指数和发展指数等。从社会处在转型阶段的情况来看，中国政府每隔数年都会自觉进行组织变革，以适应和满足市场的需要。正是由于有了政府在职能及组织方面的自觉改革，中国的市场才逐渐从无到有，并由小到大地发展起来。市场的不断增进及日趋成熟对政府提出了更多的变革要求，其中政府组织或机构变革诉求，体现了日益成熟的国内市场的根本需求。 　　总结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多次政府机构调整，不难发现我国政府机构适应性变革具有渐进特点，可以归纳为渐进模式，与其相对应的是激进建构模式。我国采取渐进的政府组织变革模式，客观上既有便利于市场发育的好的一面，也有制约市场快速成长的一面。政府组织在形成市场问题方面有明显的影响。 　　 　　一 　　 　　有学者已经指出，200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只是“大部制”改革的起点，严格说来，改革之后的国务院机构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部制”。不过，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机构设置的后遗症已经不仅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而且部门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从而下定决心进行政府机构改革。 　　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设置及其变迁有主动与被动两个类型。政府机构的主动改革，就是治权享有者在社会新事物不足以促进政府改革的情况下，或者社会中的新事物还很少的情况下，出于发展的积极愿望，参考其他国家的成功范例，结合自己的固有传统，根据社会新事物发展的需要、规律及其社会精英对新事物的未来愿景，创造性地进行政府机构改制，或新设机构，或有效利用旧机构。这种类型的政府机构改革多出现在德国与日本，它往往成功地推动了社会转型。政府机构的被动改革，就是治权享有者在不断积累的新事物的推动下，或出于妥善管理新事物，或为了协调新旧矛盾，在缺乏对新事物发展需求及规律的深入系统了解的情况下，在没有关于新事物及政府未来情况清晰镜像的情况下，逐步小幅度调整原有机构。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政府机构变革，并非来自政府对自己角色的预期的变化，缺乏先于市场需求而变化的主动性，也缺乏系统宏观的整体目标导向，而基本上是由市场发育一步一步推动的被动的变革。尽管政府也意识到了自己角色的变化，但对市场与政府的宏观关系并没有一个清晰的镜像把握，而只有一些原则性的常识，常识可以增加和促进政府的快速适应，但不能用来指导积极的政府机构变革。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其经济体制及政治体制都没有现成的榜样。在不断摸索的过程中，中国政府机构改革只能走循序渐进的道路。因为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社会的新事物已经有一定规模，并形成了与政府机构的有机联系，这种有机联系决定了政府机构只能进行小幅度调整，不然就会突然打断社会新事物与政府机构的有机联系，造成社会新事物的诸多不便甚至是混乱。另一方面，社会新事物的发展还没有充分展示出其趋势与规律，而人们对社会新事物与政府的关系，也还没有较充分的整体性和前瞻性认识，还没有形成关于新事物及与之相适应的政府机构的未来清晰镜像，从而还不能一揽子实现必要的政府机构变革。 　　中国政府机构改革还将面对许多操作方面的技术性难题。如为了协调各政府机构的市场适应行为，中国政府中还保留了许多临时性管理机构，虽然是临时性权宜机构，但其权力却比较大，社会功能相当强势。这种临时性机构既不能突然裁撤，也不可能容纳于成熟的政府体制中，何时进行什么样的调整，确实是一个很难操控的技术难题。又如为了积极发展某类事务，政府还设置了独立于相关部委的委员会或办公室，此类事务的进一步发展要求委员会或办公室的管理和服务归并于相关部委，由于这种委员会或办公室的事务涉及不止一个部委，造成了合并时选择归宿的困难，这种合并一般要经过反复。另外，现有的部委设置中，业务相关的部委在功能上如何定位，如何把相对宏观的部委与较为微观的部委区别开来，并根据宏观与微观的关系，将业务相对微观的部委置于业务相对宏观的部委之下，或成为下属部门，或成为政府监管下的公共第三部门，也是一个难题。 　　 　　三 　　 　　中国社会转型只有一个大体上的轮廓性愿景，而政府机构改革则连这样一个大体上的愿景也没有，而只有一些极其概括的宗旨。政府机构改革缺乏充分的主动性和系统性。这一方面意味着政府机构改革的前瞻性不足，并不能很好地满足社会的改革预期，另一方面还意味着支撑政府机构改革的理论知识不很充分，从而影响了政府机构改革的科学性。中国政府机构改革应制定并公布自己成熟状态的清晰愿景及操作性强的改革路线图。这既是为了获得社会方面的积极配合，也是为了给社会各界一个稳定的政府预期，而且还是为了政府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