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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法律的体系形成路径之的反思 　　随着“2010年”这一特定时刻的到来，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标志、基本特征、主要内容进行着全方位的解读。本文的旨趣并不在于对于该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实样形态及其重大意义做现象学上的重复描述，也不在于对其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建言献策，而在于通过考察中国特色法律体系的形成路径，反思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种思路在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中各自的存在场域及其作用空间。 　　 　　一、秩序形成的两个哲学命题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一直是西方哲学观的两个基本命题，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发展脉络，在古希腊哲学和中世纪经院哲学中都可以发现它们各自的理论言说和实践倾向。但只是到了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当认识论在科学精神和方法的推动下得到充分发展时，才逐渐形成为近代乃至现代意义上的理论流派，并在很大程度上解释着西方社会秩序的发展与演变。虽然这两大认识论思潮常常相互影响、彼此渗透，但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始终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与冲突。两者的经典对立主要是围绕知识和如何获得知识的问题而展开的：(1)人类知识的根本源泉是什么，是感觉经验还是先天的观念；(2)哪一种知识具有无疑的确实性和真理性，是经验的知识还是理性的知识?(3)通过哪种方法或途径能够有效地获得普遍必然的知识，是经验的归纳法还是理性的演绎法?(4)人的认识能力是否至上的，它是否囿于一定的范围和界限?经验主义的经典代表人物主要有洛克、巴克莱、休谟等，他们都是英国哲学家，故亦称为“不列颠经验主义”；近代“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他们都是欧陆诸国的哲学家，因此常被称为“大陆理性主义”。 　　在理性主义者看来，普遍必然知识起源于人的与生俱来的本性之观念，“真理性”的认识只能是“天赋的”，是不言自明的；只有通过理性演绎才能获得本质的、普遍的、必然的知识，而感觉经验只能感知个别的偶然的现象，不能揭示真理的“普遍必然性”。。与此相反，经验主义者则认为理性主义的先天观念只不过是想象出来的幻象而已，只有经验才是唯一有效的知识源泉，普遍必然的知识只能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我们的全部知识是建立在经验上面的；知识归根到底都是导源于经验的”。在认识的方法或逻辑上，经验主义者认为，理性是抽象的、空虚的认识，思维愈抽象则愈不可靠，“错误或虚假是在判断里，或是在心灵里”。只有归纳法才能使思维从经验事实层面抽象上升为一般原理，一切知识都是从感性经验中归纳概括出来的。归纳法与自然科学中的观察实验方法相通，有助于人们循序渐进地探寻事物的本质和规律，防止脱离实际的臆想和妄断。而理性主义者则认为通过经验归纳所获得的知识只能是现象的、个别的、或然的知识，唯有理性演绎才能提供最确实的理论知识体系；在探知真理时，应首先设定一种自明无误的先验性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去探寻事物的本质和形成普遍性的知识。演绎逻辑方法类似于自然科学中的数学定律，理性主义者专注于通过理性演绎寻觅真正的知识，认为原则上包括形而上学在内的一切知识都可以通过推理而获得。由此理性演绎和经验归纳成为两种截然相对的哲学方法论。 　　作为两种重要的哲学思想，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在法学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形成了两种风格迥异的研究路径，造就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两种各具特色的法治模式。经验主义从人、人性、权力、权利等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实证观察和分析各种现有的政治法律制度与法治实践，注重经验性的评价和建言，认为一切法学原理和命题都应当是在对各种实在的法律现象进行经验性判断之后，所归纳和概括出来的普适性结论，并能够得到事实性的验证。而理性主义者则倾向于通过抽象的思辨来演绎人类的法治生活，认为各种法律现象、法律行为、法律关系的基本规律都内含于先在的、抽象的政治理念之中，并往往根据这些先验的且自洽自足的基本原则去界定或推论法治世界的必然状态与理想状态，其主旨在于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而追求一种真理性的认定，并力求建构一套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和理想的政治法律秩序。 　　在近现代的政治法律生活中，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与表现。启蒙运动高扬理性的大旗，将“理性”作为判断真伪和审视人类所有知识的唯一尺度，毫不留情地批判了盲目信仰和崇拜权威的蒙昧主义，使传统的宗教和世俗权威都不得不在理性面前为自己的存在辩护或者放弃自己的荣耀，从而重建了新的世界观并使理性获得了历史性的胜利。“当十八世纪想用一词来表述这种力量的特征时就称之为‘理性’。‘理性’成了十八世纪的汇聚点和中心，它表达了该世纪所追求并为之奋斗的一切，表达了该世纪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在法学领域，它使法学家们坚信，一种“理性的社会生活秩序的基础，或许可以通过一种全面的法律规则的新秩序予以有目的地奠定”。这种尝试与努力以1804年的《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