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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近代女报人的研究综述 　　摘 要：在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背景下，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部分受过资产阶级新式教育的知识女性积极参加报刊活动，在女性?罂?出版发行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女报人不但思想先进，而且具有强烈的女权意识，其个人经历以及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念与个性化色彩也深刻影响着她们参与的报刊活动。同时，女报人群体的逐步壮大也是近代社会中具有多重意蕴的历史事实。她们不仅对女性报刊的发展，对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发展也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关键词：女报人；近代社会；女性报刊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7）11-0130-02 　　现有关于近代女报人的研究成果多是结合她们所处的社会背景及其所主办的报刊或参与编辑的报刊，主要从其生平经历与社会地位、办报实践与报刊思想等方面展开。 　　一、女报人概念界定 　　作为近代女性报刊的创办与参与主体，我国第一批女报人最早出现于20世纪末期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时期。方汉奇在《近代中国的女新闻工作者》一文中指出“新闻事业在中国，直到上世纪末叶，才陆续有妇女参加”[1]。张鹏在《政治、性别与身份认同――民国初年精英女报人与女性报刊（1912-1918）》中指出所谓女报人是指“在女界有着深远影响的女性舆论精英、意见领袖，是创办报刊或参与报刊编撰工作的精英知识女性”，其中“负责或参与管理、发行、广告等报刊从业人员不在其考察之列”[2]。宋素红在《女性媒介：历史与传统》一书中认为女性新闻工作者是指新闻行业中所有从业人员包括采写、编辑、管理、印刷、发行、广告、通联、后勤等各个环节中的女性，如裘毓芳、康同薇、吕碧城、秋瑾等知识女性是我国早期女报人的代表人物。[3] 　　本文中提及的女报人是广义上的，主要借鉴宋素红对于女报人的概念界定。不管是负责创办、主编还是参与编辑、发行等，只要是参与了报刊活动就都可归在女报人之列。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关头，近代女报人通过展开笔战、或向报刊投稿、或自办报刊等方式为女性自我权利高声疾呼、奋起反击并得到社会积极响应。她们打破报刊中男性话语垄断，从寻求女性独立到人格平等，再到充分认识到男女性别差异，努力建立属于女性自己的话语表达空间。 　　二、关于我国第一女报人的研究 　　谁是我国第一个女报人？戈公振在1927年出版的《中国报学史》一书中明确指出“我国报界之有女子，当以裘女士为第一人矣”[4]，认为裘毓芳是我国第一位女报人。对于这个观点，李玉立、张平、丁宝顺等均表示认同与支持。此后，在一些有关妇女运动史或新闻史的研究成果中都援引了戈公振的观点。 　　1987年，方汉奇对这一看法提出异议。他指出《女学报》是“中国第一个妇女团体女学会的机关报，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份由妇女主办以妇为对象的专业报纸。它所刊载的文章，宣传了兴女学，禁缠足等主张，和《无锡白话报》一样，都是维新派的舆论阵地”[5]，由此认定近代第一女报人是康同薇，而非裘毓芳。宋素红通过详细考证康同薇和裘毓芳各自参与报刊活动的具体时间，在进行严格比对的基础上，推理得出康同薇实际参与报刊活动的时间比裘毓芳早了八个月，得出作为《女学报》主要创办人之一的康同薇才是我国最早女报人的结论。[6]邓耀荣也延续了这样的研究思路，考证《女学报》的实际创办时间为1898年，这要早于1899年陈撷芬创办的《女报》，提出康同薇才是我国近代第一女报人的结论。[7]目前，学界对康同薇是我国第一女报人的看法已经形成共识。 　　三、关于女报人的个案研究 　　学界对女报人的个案研究主要集中在康同薇、裘毓芳、秋瑾、吕碧城、唐群英等精英女性身上，关注点在于女报人所参与报刊中所包含的社会历史信息，对熟悉的研究对象挖掘其新的历史认识和内涵，侧重于从报刊活动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影响与历史意义的研究。 　　（一）对康同薇和裘毓芳的研究。 　　她们是维新变法时期的杰出女报人，也是最早的女性报刊活动家。张天星通过大量史料考证出裘毓芳去世的确切时间是1902年5月16日。[8]李玉立着重于研究裘毓芳以启蒙民众、启蒙女性的时代共识为己任，坚持为启迪民智、妇女解放、变法图强而办报的公器精神。[9]张平与张为各从裘毓芳新闻实践出发，分析了其报刊活动对我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10]康同薇的报刊活动集中在澳门《知新报》和上海《女学报》。《知新报》为磨砺康同薇成为女报人提供了平台，《女学报》是其真正参与编辑的报刊。对她的研究主要从家庭教育、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等角度探究其在戊戌维新变法时期的社会实践以及在中国近代史和妇女解放史上的开创性意义。 　　（二）对秋瑾和吕碧城的研究。 　　陈丽颖详细梳理了秋瑾的两次办报经历，阐明了其主张女权的办报思想。[11]魏玉莲从秋瑾主办的《中国女报》上所选录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