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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官营畜牧业立法的研究 　　摘要：通过秦汉简牍和《周礼》中相关记载的比较研究表明，战国时期官营畜牧业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从中央到地方存在着4级管理体制，牧场的设置维护，官吏及饲养人员的选拔，饲料的征收、储备与发放，兽医机构的健全，经营业绩的考核等各个环节都有法可依，在中国畜牧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关键词：畜牧业立法　秦汉简牍　《周礼》 　　 　　战国时期战争的频繁和加剧，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据《战国策》记载，秦国有“车千乘，骑万匹”，魏国有“车六百乘，骑五千匹”，赵国有“车千乘，骑万匹”，楚国有“车千乘，骑万匹”，燕国有“车七百乘，骑六千匹”。除直接用于战争之外，国家交通运输、农业生产、犒赏劳军、祭祀、宴飨等所需牲畜也十分巨大。正因为如此，列国都加强了对畜牧业，尤其是官营畜牧业的管理，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出土简牍如睡虎地秦墓竹简《田律》、《厩苑律》、《仓律》及《牛羊课》，传世文献如《周礼》等，对于这方面的记载非常丰富，很值得结合起来作进一步研究。 　　目前关于战国时期畜牧业发展的研究，一是通论性的研究多，国营与私人不分，使人有雾里看花的感觉。从现存的史料及研究成果来看，尽管战国时期私营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国营经济仍占据绝对优势，公私不分地进行研究，很容易使我们夸大私人畜牧业的发展；二是从立法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少。既然当时的畜牧业是以官营占主体，那么从立法的角度进行研究，就很容易把握当时国家关于畜牧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及畜牧业在整个国家经济体系中的战略地位。睡虎地秦律是战国时期最先进的法律之一。《周礼》作为战国时期各种规章制度的综合，“不仅涵蓄大量行政法的内容，而且首创以典设官、明职的行政法体系”。两者中都包含了较为系统的官营畜牧业立法内容。有的研究仅以秦律为对象，难以反映战国时期官营畜牧业的全貌，有的则把秦律与《周礼》及其他传世文献所载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后者的研究尽管现在看来还做得不够细致，但很值得借鉴。 　　本文将在前贤的基础上，把秦简所载畜牧业方面的立法与《周礼》中的相关记载进行全面比较，通过条分缕析，对于战国时期官营畜牧业立法作进一步探讨。请专家批评指正。 　　 　　一、组织机构 　　 　　战国时期官营畜牧业机构可以划分为4级。 　　首先是中央直接管辖的畜牧业机构。睡虎地秦简《厩苑律》：“其大厩、中厩、宫厩马牛殴(也)，以其筋、革、角及其贾(价)钱效，其人诣其官。”“大厩、中厩、宫厩”就是秦朝廷直接管辖的畜牧业管理机构。“大厩”、“宫厩”亦见于楚国、曾国官制。古玺中有“大厩口口”，包山楚简中有“新大厩之田”，学者们指出楚国的“大厩”当为楚王的马匹管理机构。“宫厩”一词，《左传》襄公十五年记楚国有“宫厩尹”，曾侯乙墓简中也有“宫厩”、“宫厩尹”、“宫厩令”。裘锡圭先生指出，曾国这些职官与楚制相同。“大厩”在汉代是天子六厩之一，中厩为皇后车马所在，也就是说主要为皇家服务的。秦制亦当如此。除了大厩、中厩、宫厩这类王室或朝廷直属的厩苑机构之外，秦国中央负责农业的大田属下也有马牛养殖机构。《田律》：“乘马服牛禀，过二月弗禀、弗致者，皆止，勿禀、致。禀大田而毋(无)恒籍者，以其致到日窠之，毋深致。”整理小组注：“大田，官名，主管农事。”“大田”一职见于《韩非子》、《吕氏春秋》等。《韩非子?外储说左下》：“垦草仞邑，辟地生粟，臣不如宁戚，请以为大田。”陈奇猷引太田方曰：“大田，大司农。或曰：田，古农字。”又曰：“《淮南子?缪称训》注：‘大田，田官也。’”《吕氏春秋?勿躬》：“垦田大邑，辟土艺粟，尽地力之利，臣不若宁邀，请置以为大田。”陈奇猷注：“大田即大农也。”。《韩非子》和《吕氏春秋》明确指出“大田”是国家主管农业的最高官员。秦律中的“大田”地位与之相似。 　　《周礼》中负责朝廷养马的机构是“校人”，负责养牛的机构是“牛人”。马牛养殖机构有系统的组织管理。以养马为例，《周礼?夏官?校人》： 　　凡颁良马而养乘之：乘马一师四圉，三乘为皂，皂一趣马；三皂为系，系一驭夫；六系为厩，厩一仆夫；六厩成校，校有左右。驽马三良马之数，丽马一圉，八丽一师，八师一趣马，八趣马一驭夫。 　　王室的马分为良马和驽马两种，良马包括种马、戎马、齐马、道马、田马五种，共2160匹，按照乘、皂、系、厩的组织进行管理；驽马共1296匹按照丽、师、趣马、驭夫的组织进行管理。牛人属下的饲养队伍无疑存在着类似的组织序列。 　　其次是县级地方政府的畜牧业经营与管理机构。睡虎地秦简《徭律》：“县葆禁苑，公马牛苑，兴徒以斩(堑)垣离散及补缮之，辄以效苑吏，苑吏循之。”这里所谓公马牛苑，指的就是县级地方政府所属的畜牧业养殖苑囿，管理人员有苑啬夫、皂啬夫、苑计等。《厩苑律》：“今课县、都官公服牛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