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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派的研究述评 　　摘要：通过整理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对“战国策派”的研究文献，文章对其进行了学术分期，同时就各个时期的时代背景和研究特点进行评述；并通过具体的分析归纳指出此类研究中的理论和现实尴尬；因此，该课题有必要在新角度和新理解的前提下重新予以认识，以便推动进一步的研究。 　　关键词：“战国策派”研究；学术分期；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I10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0)05－0102－05 　　 　　一、引言 　　 　　“时移世易，文之于史，较然异辙”纵观近百年以来的中国文学，便往往因在与时代或远或近的关系上拿捏不准而产生诸多纷争。现代文学史上“启蒙与救亡”双重主题的相互纠缠便是其中最为核心的关节所在。 　　21世纪进入所谓的“全球化”时代，即使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也无法忽视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自身发展的不平衡性特征以及已然形成的不平衡性历史。因此在一定历史时空的范畴内有意识自觉清理自身文学和文化遗产显得大有必要。“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的这个著名论断对于重新审视对“战国策派”研究的当下意义有着贴切的理论价值。 　　 　　二、学术研究分期 　　 　　所谓“战国策派”，是沿袭自20世纪40年代(战时)以来颇具争议的一个学术流派的统称。其发展衍变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的历史误会、有意无意的遮蔽、主客观的以讹传讹等等，至今仍然有着欲说还休般的模糊感。本文就伴随“战国策派”产生、衍变至今的相关研究进行简单梳理，尝试做简单分期。 　　 　　(一)20世纪40年代至文革 　　所谓的“战国策派”自20世纪40年代产生之日起便因着其独特的精神气质、独特的学术思路和独特的学术创见独树一帜，特立独行，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推延到整个20世纪40年代都在国内学术界引发了相当激烈的文字及口舌争论，特别是受到以胡绳、茅盾、潘梓年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家的批判，并直接被贴上“法西斯主义思想”代言人的形象标签。这种政治意识形态性质的评论实际上已经脱离了思想文化和文学领域正常的理论分析范畴，并直接影响“战国策派”在此后相当长时间内政治批判视野中一直备受排斥和批判，最终渐而趋于话语沉默的边缘。总之从20世纪40年代起大约40年内，囿于时代的局限，对“战国策派”的评论都基本上持批判和政治否定态度。 　　 　　(二)20世纪整个80年代 　　经济政治思想，一切都仿佛春天刚探头的雏芽。这个时期的相关研究论述仍多沿袭之前的政治定性，少有超越。一切也大都在因袭和彷徨中积蓄着进一步发展的力量。可以称之为“转型期”。 　　对其中的沿袭及弊端，一些研究文章已经谈及，近年学界已多有涉及，如江沛在2001年发表的博士论文《战国策派思潮研究》第一章第二节“学术史的整理”中所言；另外据中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文化综合格局中的战国策派》(山东大学，2006)，《民族想象与国家叙事》(浙江大学，2004)等对20世纪80年代的相关研究局限也颇多总结，此不赘述。“战国策派”在学术思想上的不合时宜，并不能遮蔽其合理积极的一面。同时，我们也看到少数相关论著在文学意义的评价上开始有了局部肯定。如文天行《重评陈铨抗战时期的文艺创作》，(《抗战文艺研究》，1989年第1期)；杨义《现代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9月版)中则第一次在国内文学史著作中单章节评论陈铨的小说，并肯定了陈铨的早期小说的特质。 　　包括香港在内的所谓“海外研究”之前较少受到大陆学者的关注。其实这些学者因为批评空间的相对自由，反而可能多了一份“旁观者”的清醒。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香港学者司马长风，他早在1976年版的《中国新文学史》(中)就对陈铨早期的小说《革命前的一幕》进行了客观的评价，认为：“结尾虽有点和屠格涅夫的《罗亭》相似，但无碍其整体中的独创风格。作者的文字轻妙，结构匀称，在笔法和意境上都自成一格，有大家风范。”这一评论，实在是一种局部的盛赞!因为在差不多同时期出版的海外现代文学史论著作，如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里面陈铨这样水准的小说家及其作品根本就没有选择。这或许是因为对意识形态倾向的反感(比如说对鲁迅艺术上为政治“呐喊”的微词)，导致陈铨这样的作家根本人不了夏氏的法眼。即使是司马长风，他也在《中国新文学史》下卷末尾的“跋”中毫不客气地谈到陈铨在政治上的倾向性。虽然司马的指责仅仅只是一个论断，并无什么证据；但我们也看到，即使是夏志清、司马长风这样的学者，即使处在美国、香港等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里，意识形态的批评视角依然成为了一种强大而近乎本能的观照力量，在不经意的惯性间，推动整个评价体系天平的升迁位移。 　　而这种状况恰恰也说明了整个20世纪80年代还没有余暇和空间来为这些思想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