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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研究新转向 　　2012年的文化研究波澜不惊。也许中国除外？英国、澳大利亚与美国之三A文化圈还是无可争议的文化研究主流。关注现实以及“帮助人们了解当下的现状”仍为文化研究学者遵循的学术传统。但也出现了一些有意思的“转向”。比如转向过去，进入历史的领域。“记忆研究”（MemoryStudies）俨然是一个新热点。“记忆”（memories）如同情感（emotions）进入文化研究的视野成为新宠。另一个转向（或许正在转？转向未来？）与新媒体和文化研究理论探索有关。虚拟现实是否会导致身份认同的终结（theendofidentity）？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但刚刚起步的领域。文化研究在2004年德里达去世之后似乎进入了一个“理论死亡”之谷底。“黄金一代”的理论大师们一个个都去了：阿尔都赛、巴特尔、德鲁兹、拉康、利奥塔、福柯等等。解构主义关上了文化研究的理论大门。文化研究新理论何在？突破会出现在大师们尚未来得及“理论化”的网络吗？ 　　一 　　2012年由剑桥学者出版社出版的《回忆电视：历史，科技与记忆》一书（犚犲犿犲犿犫犲狉犻狀犵犜犲犾犲狏犻狊犻狅狀：犎犻狊狋狅狉犻犲狊，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犻犲狊，犕犲犿狅狉犻犲狊），是一本从文化研究角度研究电视历史的著作，或曰电视历史的文化记忆研究，由澳大利亚学者凯特·达利安-史密斯和苏·腾布尔（KateDarianSmithandSueTurnbull）共同主编。全书收集了12篇文章，分为“历史”“科技”“记忆”三章。书中提出的问题直接挑战史学界：历史应该记录什么？什么可以或应该载入史册？换句话说，由于新媒体的到来，电视机被逐渐挤出人们的日常生活。当这一媒体成为或即将成为过去，回忆电视时，谁的记忆被收集？谁的记忆被遗忘？原因或目的是什么？此书赋予日常生活中电视的文化、社会、体制以及政治意义以新的解读。对如何将历史、电视和记忆的关系理论化提出新的见解。 　　文化研究和历史研究在“回忆电视”方面对什么可以入史存在理论上、研究上以及实际操作上的矛盾与分歧。二者的理论与方法有极大差异。澳大利亚的电视历史常被历史学家忽视。即使关注，他们更看重的是历史内容如何被电视节目表现出来，比如纪录片或历史剧。而电视中的日常生活：新闻、今日关注、肥皂剧、生活类节目……常常入不得历史学家的法眼。这种现象背后一个更广泛的学术论争是关于“知识”（knowledge）的认知。什么是知识？著名电视研究学者约翰·哈特利（他也是此书的作者之一）认为，当学者们竭力将电视研究打造成一个严肃的学术领域时，在什么是知识的问题上却产生了严重分歧。在历史学家眼里，电视传递的日常生活的“知识”是非正式的、非严肃的或娱乐性的，只是被某些学者用某种理论“置换”成“正式的知识”。这不是历史学家们理解或关注的知识。福柯说过，知识是创造出来的，不是获取的。那么，此书问道，电视创造的是不是知识？文化研究者关注的电视荧屏前的日常生活，关注的普通观众的电视经验是不是一种“国家民族现象”？该归类于什么知识？ 　　此书秉承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关注社会非主流的一贯特点，重点研究被忽略的观众的电视经验多元性。研究发现，官方与非官方的兴趣导致如何收集和记忆电视历史的差别。虽然澳大利亚国家电视档案馆定期收集各种电视历史资料，但是往往关注制片人、导演、演员、电视节目等，很少收集观众的资料。换言之，官方的历史档案很少能找到普通人（老百姓）的电视记忆。这在构建国家民族的历史记忆方面是不完整的，有缺陷的。媒体对记忆的重构与创造，对主体内在以及社会和大众的形成有重要作用。技术创新与发展的历史提供了一个发展进程的叙事，科技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使传媒深植于社会，而媒体在民族国家想象中扮演了现代性标志的角色。从无线电报到收音机和电视，电视最终进入家庭成为一个隐形的但不可分割的“家庭成员”。但历史关心的是电视的社会与文化意义而忽略观众看电视的经验的回忆。因此哈特利认为在“电视历史学方面”，澳大利亚电视并未能整合进构建民族国家的叙事之中。 　　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的历史记录与人们从电视得来的历史记忆有差距。在对越战的回忆中，观众通过新闻和纪录片表现出来的“史实”认为澳大利亚反战。历史档案中的记录并非如此，出兵越战其实是得到大众支持的。在电视真实方面，个人与官方的“记忆”也有差距。不少人回忆，当1974年圣诞前夜澳洲北部的达尔文市被强台风夷为平地时，那些客厅里电视机前的人们所“经历”的由电视报道的“真实”比现实中的真实更具灾难性。再之电视的游戏节目、智力节目或生活节目很少被收集。大众档案馆缺乏关于电视历史的记录，电视资料不完整，证据材料不平衡。早期的一些电视节目没有录像，一些直播的节目也没有录像，只存在记忆的形式。很多图书馆认为没有必要收集完整的电视节目。这对于未来的研究颇有影响：“那些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