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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律师法实施初期实证的研究 　　摘 要：2008年新律师法的颁布实施，在提高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和保障人权方面有了较大的跨越，标志着我国法治进程中的又一次大的进步。但立法上对律师权利的确认能否当然地改变司法实践中律师职业面临的种种困境?这是近日备受关注的话题。本文拟通过在基层人民检察院的实习经验结合司法实践，近距离地观察新律师法在实施初期的现状；以此为出发点，对该现象进行实证研究，并加以稍作分析；再由此为基础，进一步提出自己对新律师法得以顺利施行的一些看法。 　　关键词：新律师法；现状；实证研究 　　 　　一、引言 　　2008年6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新律师法，主要针对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进行了修改，保障与完善了律师的权利，进一步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律师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扩权，在促进法律正确实施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同时，也必将给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带来全新的挑战。因此，新律师法能否得到施行?施行现状如何……这一系列话题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这也是本文的价值所在。 　　本文有关材料，来自我暑假在某基层人民检察院实习期间，与检察人员、律师的交谈及查阅有关刊物、报纸所得。 　　关于时间：鉴于我实习的时间，新律师法实施“初期”界定为2008年6月1日至8月15日。 　　关于方法：正如上文所说，通过与检察人员和律师的接触、阅读有关刊物及报纸，因此本文是交谈、查阅法。 　　关于地点：某基层人民检察院，该地是四川省经济相对落后的一个地方。 　　关于本文重心：由于这是一篇关于法律运作现状的描述，所以本文的重心仅关心新律师法实施初期的运行现状描述和原因分析，而不作过多评价。 　　 　　二、新律师法在司法实践中的实施现状 　　(一)公安机关对律师会见权的态度 　　在新律师法实施以来，公安机关对“律师在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享有会见权”的态度呈现两种态势：一是积极配合；一是百般阻扰。据报刊报道，走在中国法制最前沿的北京，理所当然地为新律师法的顺利实施充当了模范先锋的作用，并在其他地区如厦门、杭州得到了推广。在实习期间，我有幸结识了成都市某律师事务所的一位律师，他说： 　　新律师法实施后的一天，他驱车前往某看守所，看到很多律师已在看守所外排队等候会见其当事人。而他通过与公安机关的说理，第一个凭“三证”在侦查阶段会见了犯罪嫌疑人。 　　上述实例让我们看到了公安机关较积极配合新律师法实施的情况，但在大多数地方，对律师提前介入刑事诉讼进行百般阻扰的情形普遍存在。公安机关主要存在以下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公安机关到目前为止并未完全做好应对律师扩权的准备，而且，公安机关在搜集证据时或多或少的存在“违法”取证的现象，担心律师的提前介入会使其搜集的证据材料证明力减弱；另一方面，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被监听，加之律师权利运作规则和监督机制的不完善，可能导致犯罪嫌疑人在经过律师的“点拨”之后翻供、串供，增加了言词证据获取的难度及稳定性，从而影响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 　　有些学者认为，新律师法中规定的会见权，将更有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也有利于防止冤假错案。尽管公安机关的担心也不无道理，但这却对公安机关的办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利于我国的法治建设。新律师法的修改是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 　　(二)律师扩权，检察机关面临全新的挑战 　　1、新律师法第3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享有会见权，且不被监听。这一规定在加大公安机关搜集证据材料困难的同时，对检察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审查公安机关移送证据材料也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 　　言词证据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被害人的陈述、证人证言等。根据新律师法的规定，律师行使会见权不仅可以让犯罪嫌疑人充分认识到自己行为的性质和法律后果，增强反侦查能力，加大检察机关审查犯罪嫌疑人供述的难度；同时，律师享有广泛的调查取证权，同一案件的证人不得不面对侦查机关和律师的“双轨调查”。由于二者调查的侧重点不一致，加之被调查人可能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证人所作的陈述必然有差异，这将大大降低检察机关获取证人证言的可采性和证明力。在司法实践中，言词证据在案件证据种类中占相当大的比例。因此，言词证据的客观性和稳定性减弱，证明力将变得难以确定，从而影响案件的最终定性处理，使一部分疑难案件特别是靠言词证据定罪的案件，公诉难度加大。 　　2、控辩双方对案件证据知悉权的不对称性，是检察机关面临的又一个难题。根据新律师法的规定，律师有权单方面向检察机关获悉公安机关移送过来的证据材料，而对于律师自行调查收集的证据材料，却未规定其在庭前有向检察机关展示的义务，这势必造成公诉人和律师在证据获悉上的不平等。由此可能导致公诉人在庭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