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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国内霍桑的研究综述 　　【内容摘要】纳撒尼尔?霍桑是美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霍桑研究取得了瞩目的成果。本文按霍桑作品归类，旨在分析整理从80年代至今霍桑研究在中国的发展状况，并积极探索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及前景。 　　【关 键 词】霍桑研究 国内 综述 　　 　　 早在民国时期，纳撒尼尔?霍桑的传世之作《红字》就被翻译到中国，引起中国评论界的关注，之后有关霍桑及其作品的讨论更是长盛不衰，直至当今仍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早期主要以作品译介、作家介绍以及一些简单书评为主，进入新时期之后，各种研究方向大量涌现，分析角度更是异彩纷呈。 　　 一、有关《红字》的研究 　　 在有关霍桑的研究性文章中，有关《红字》的论文约占到一半以上。早期对《红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阐释作品中大量出现的各种意象，从作家经历出发探讨作品中的人性观，从主人公的命运出发探讨作品的宗教伦理观、道德观、救赎观、女性观等。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时代的变迁，研究方向开始往接受理论、文体特征、叙事策略、现代主义文学人际观以及比较文学等其他视角扩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作品主题的讨论 　　 围绕《红字》中对“罪恶”的阐释，关于作品主题的研究主要立足于清教宗教观和人性观的解读。早期评论者一般将《红字》定位为霍桑对清教伦理、基督教伦理的申诉和控诉，但现在也有人认为该作品不能简单的视为对基督教伦理的抨击，苏欲晓认为“从作品的叙事观点、道德判断，人物的性格发展、命运走向上看，《红字》都深刻体现着基督教伦理精神：人的普遍罪性以及对这罪性的悲悯与救赎。”[1]大部分观点同意霍桑对宗教的态度是困惑的，是一种复杂而矛盾的宗教情结。“霍桑一方面突出了犯罪的主人公不得不在众人面前体验可怕的难看和羞辱，另一方面又强调了‘罪恶’的净化、教育作用，他们虔诚的赎罪方式使自己也使别人都变得更富同情心。”[2]涉及罪恶观与救赎观的讨论往往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研究者通常从霍桑家族历史、成长经历、社会环境等方面出发，结合宗教原罪观，分析霍桑的罪恶观，进而讨论主人公的自我救赎之路。 　　 2．人物形象解读： 　　 国内大多数学者把海丝特?白兰解读为一位在苦难磨砺下挣扎生存并最终获得新生的形象，但也有学者认为海丝特不但没有获得新生，反而最终屈服于命运。“她最后自觉地又带上了红字，屈服于清教社会对她的审判，接受了清教社会对人生、人性及人类生存环境的认识。”[3]曹精华从相反观点出发，彻底颠覆海丝特的传统形象，认为“作品中最虚伪的人莫过于赫丝特?白兰。”[4]海丝特的女儿珠儿是《红字》中的另一位主要女性形象，她作为父母罪证的象征，是一个“会说话的红字”，是作家寄托理想和希望的依附。文中的两位男性人物同样不容忽视，丁梅斯代尔的内心则始终充满着矛盾、冲突与苦涩，他的灵魂在心灵的炼狱里走完了全部的过程，经受住了洗礼并得以净化。而齐灵沃斯则是“极具两面性的人物，可以说集‘人性’与‘鬼性’为一体”[5]，并不能简单的定义为邪恶的反面形象或是魔鬼的化身。 　　 3．象征手法 　　 《红字》中象征手法的运用也是多年以来讨论的热点，尤其是红字A，对于小说中四位主人公在不同阶段都有不尽相同的意义阐释。对于珠儿来说“‘A’字代表纯洁无暇”，“意味着神圣的爱情，是天使的再现”，但“在齐灵沃斯看来，红‘A’字代表复仇的欲望，是报复的化身”[6]。海丝特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使“A”的含义逐渐由最初的通奸变成能干、可敬、慈爱再到天使，但丁梅斯代尔却在内心饱受痛苦、孤独的煎熬，与其他人疏离。文中其他意象，如人物姓名、针线意象、森林意象等，也有文章进行专门研究。陈榕把针线这一意象独立抽离出来，成为一个更够代表海丝特性别角色和阶级身份的符号。[7]而黄立则将森林意象与霍桑社会改造的愿望联系在一起。 　　 4．多种研究视角 　　 《红字》问世于19世纪美国女权主义运动的高涨时期，在多数研究中，文中的海丝特是一位追求女性独立、向男权社会发出挑战的典范。但季峥和蒙雪琴认为“她（或者她们）身上具有女权主义者或者他所熟悉的强大女人的某些特点，霍桑对此有赞赏的方面，但更多的是加以批评”[8]。潘志明的两篇论文分别从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来系统地讨论《红字》的叙事理论，认为无论是内在的含混特征还是外在的罗曼司题材，无一不是为了“掩盖其婚外情主题中隐藏的非正统道德价值观念”[9]。管雪莲则透过“白兰滞留”和“牧师之死”两个事件的巧妙的叙事安排解读霍桑在情节安排和叙事技巧方面的智慧。刘林把序言“海关”与《红字》结合起来，比较两者共同呈现出的“V”字型叙事结构。由于霍桑的小说创作与宗教思想之间的有着密切的关系，有的学者便应用原型理论分析人物的圣经原型及其象征意义。任晓晋，魏玲从象征意义与原型的模糊性、多义性和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