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养老模式研究-社会保障专业论文.docxVIP

（二）多代同堂式家庭结构的改变 中国农业社会的时间较长，与农业社会相适应的家庭结构是多代同堂。子女通过获 得农田等家产继承家业，子女、特别是长子夫妇与年老的父母同住一起，形成三世同堂 甚至四世同堂的大家庭。这时候的家庭，不仅是一个生活单位，同时是一个生产单位， 家庭中每个成员的劳动成果几乎都集中在家庭内。 借鉴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的分析，没有进入晚年的长辈、特别是长辈中的男性， 大多拥有生产资料的支配权、生产过程的决定权，也就拥有了劳动成果的分配权。而子 女如果走出家庭，在外面可以选择的出路相对较少，很多人一生都没有走出家庭范围。 这样，长辈拥有较大的权威，当他们进入老年之后，经济上的援助、生活上的照料、精 神上的慰藉，都可以考虑从家庭中获得，“养儿防老”成为根深蒂固的观念。 与此相对应的，是在家庭、宗族、宗祠共同组成的控制力量下，孝行孝道的“家” 道德盛行，如“父母的教导无论对否都要遵守”，“父母在、不远游”，“即使牺牲自 己也要赡养父母”，等等。其核心是父母的绝对权威、子女对父母的绝对恭顺，否则将 被作为忤逆不孝而受到各种谴责或惩罚。作为老人，即使身体上衰弱了，但仍然拥有许 多优先权，“孝道”作为生活规范深入人心，“家庭养老”的伦理观念牢固地风行于社 会。 随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现代化大生产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科技含量的提 高，作为农业管理经验和智慧化身的老年人，其优势逐步丧失。特别是在城市中，大家 进入企业或机关等组织工作，家庭不再是生产的基本单元。退休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以 及“单位制”转型后青年人就业流动性的增大，老年人和子女之间的经济依赖性逐渐减 弱，青年人也有了独自购房居住的意愿。计划生育的推广、生育观念的改变，造成子女 数量的减少，意味着老年人可以与子女同住的机会相应减少。 上述种种因素，造成多代同堂式的家庭结构趋向小型化。据统计，1953 年我国家 庭平均人口为 4.33 人，上世纪 50 年代、60 年代、70 年代都大体稳定在 4.23——4.43 人之间。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至 90 年代初，家庭平均人口逐渐下降，家庭构成呈现小 型化趋势。1982 年平均每个家庭的人口为 4.4 人，2005 年为 3.13 人，23 年间家庭平 均人口减少了 1.27 人，下降幅度高达 28.86%，城市家庭结构小型化更加明显。①《上 海市家庭变动趋势分析》一文披露了上海家庭变化的特点：家庭总量在持续不断地增长； 家庭平均人口日趋收缩；家庭人口构成中三口之家居多；单身家庭、两人家庭、老人家 庭呈迅速增长趋势。② 家庭小型化、空巢家庭的增多以及“四二一”家庭结构的改变，使老人在经济上依 靠子女造成困难，在日常生活照料上失去依靠，在精神慰藉上也可能因此失去寄托，特 别是独居老人、残疾老人面临的困难更多。因此，老人对社会养老的需求逐渐增加。 （三）机构养老发展艰难 当社会养老的需求增加时，我们需要建立完善的社会养老体系。在发达国家，其人 口老龄化是伴随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而来的，而我国是在经济基础薄弱、生育率急剧下 降的情况下出现的。欧美的一些老龄型国家，在进入老龄化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 5000 美元，城市化水平超过 50%，属于“先富后老”，所以有实力出台较完善的社会 养老制度。而我国则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 1000 美元，城市人口在 35%左右，这时出 现人口老龄化，属于“先老后富”。 因此，我国的人口老龄化不仅绝对数量大、增长速度快，而且相对于经济发展状况 显得过快，这种人口老龄化加剧的局面，给社会化养老的财政投入，带来了较大的压力。 无论是社会化养老方式中的机构养老，还是社会化养老中方式中的社区养老，都出现财 政投入不足、资金筹措困难等问题，特别是机构养老，发展更为艰难。 ① 李菲：《我国人口家庭结构趋向小型化》，引自《中国青年报》，2008 年 2 月 22 日第 3 版。 ② 参见《完善家庭养老，创造居家养老的新环境》，引自中国劳动咨询网： HYPERLINK http://www.51L/ www.51L。 第一，从养老机构的空间布局分析。以上海为例，目前登记的 400 多个养老机构 中，呈现出中心城区与郊区比例不均的格局。浦东现有养老机构 54 个，崇明县有 33 个，奉贤有 26 个，南汇有 32 个，而位于市中心的卢湾区仅有 9 个，静安区 6 个。①再 以北京为例，60%的老年人居住在城区中，但是他们所拥有的床位总数不足 35%，而 30%左右的农村老人却占有床位总数的 60%多。 布局的不科学造成中心城区的养老床位一床难求，郊区的养老床位供过于求，而郊 区的交通不便、医疗资源不丰富，难以满足老人的需求。在养老机构布局不合理的背后， 是相关部门对机构养老的重视不够、土地使用等方面的优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