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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检察调查核实权运行机制的研究 　　摘要：在长期理论研究和广泛司法实践的基础上，我国将“民事检察调查核实权”纳入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之中，将其作为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保障。然而，由于立法规定过于原则，导致该制度在实践运行中面临诸多障碍。民事检察调查核实权如何恰当行使、适用范围如何确定以及如何界定调取证据的法律效力等问题，已成为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应当从源头上厘清该项权力的性质，建立权力运行的程序规则，以此促进民事检察调查核实权力的规范运行。 　　关键词：检察监督调查核实权法律效力保障机制 　　中图分类号：DF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330（2015）05-0116-08 　　所谓民事检察调查核实权，是指检察机关基于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需要，在民事诉讼法律监督活动中向案件当事人或者案外人进行证据调查和案情核实的权力。长期以来，虽然《民事诉讼法》赋予了检察机关抗诉权，但对检察机关通过何种手段查明案件事实进而准确做出抗诉与否的决定并未明确，这也导致实践中检察机关主要依靠当事人提交的申诉材料对案件进行审查，而较少主动向相关单位和个人调取证据材料或核实案件信息。显然，鉴于当事人的“逐利性”、收集案件材料能力的“有限性”以及民事案件本身的“复杂性”，检察机关仅仅依靠被动获取的材料往往难以全面、准确查明案件事实，甚至会在当事人的“诱导下”对案件作出错误判断。为解决这一问题，2012年《民事诉讼法》明确了检察机关在履行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等法律监督职责时，有权向当事人及案外人调查核实相关情况。遗憾的是，由于立法对“调查核实权”规定较为简略，使得该权力的实践运行依然面临适用范围不清、适用对象不明以及保障机制不足等问题。为确保检察机关民事检察调查核实权的正确实施，应当规范、充分、有效地行使法律赋予的该项权力，确保对案件的公正判断，维护司法公正。 　　 一、论争与求解：民事检察调查核实权的正当性 　　 尽管“调查核实权”正式写入《民事诉讼法》是在2012年，但早在200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人民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以下简称《办案规则》）中，就规定了“调查核实权”的内容。根据《办案规则》第17条及第18条规定，检察院在审查民事、行政案件时，可对下列情形进行调查：（一）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由于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主要证据，向人民法院提供了证据线索，人民法院应予调查未进行调查取证的;（二）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互相矛盾，人民法院应予调查取证未进行调查取证的;（三）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时可能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或者枉法裁判等违法行为的;（四）人民法院据以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可能是伪证的。作为来源于民事检察监督实践中的权力，民事检察调查核实权在运行之初就备受学界和实务部门的质疑，而围绕检察机关是否具有“调查核实权”也逐渐形成了“否定说”、“肯定说”以及“限制说”三种观点。 　　 （一）否定说：检察机关不应享有调查核实权 　　 持“否定说”的观点认为，检察机关在开展民事检察监督活动时不享有调查核实权，其主要理由在于：第一，调查核实权的行使打破了民事诉讼结构的平衡。众所周知，民事诉讼活动是以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为基础的，当事人之间诉讼权利的对等是公平解决私人纠纷的有力保障。检察机关调查核实权的行使，会帮助一方当事人收集对其有利的证据材料，进而打破了当事人之间平等的诉讼地位。例如，学者张平认为：“检察院的查证代替了当事人一方的举证责任，进而使一方当事人从心理上、气势上、审判结果上都将大大优于对方当事人的诉讼地位，进而无法实现当事人诉讼地位、诉讼权利的平等。”①第二，赋予检察机关调查核实权将造成检察机关在民事检察监督工作中的角色混乱。有学者指出，就法检之间的关系而言，如果“立法赋予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使得检察机关在履行监督职能的同时又享有参诉职能，这种诉讼机制不仅构成对民事诉讼规则的违背，而且异化了法检关系”。②第三，调查核实权的存在有违民事诉讼的平等原则。“谁主张谁举证”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证明责任分配的基本原则，这就要求原被告双方在民事诉讼中应当平等地举证、质证，法院进行居中裁判，由此形成“等腰三角形”的诉讼结构。而检察机关行使调查核实权，将会使得一方因为获得公权力的帮助而增强举证能力，从而打破了民事诉讼双方当事人地位的平衡，同时，也违背了证明责任的基本原则。 　　 （二）肯定说：检察机关享有调查核实权力 　　 持“肯定说”的观点认为，调查核实权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一种具体权力形态，检察机关不仅享有调查核实权，而且可依职权启动调查核实程序，其主要理由在于：第一，调查核实权是检察机关履行民事检察监督职能的必要措施和应有之义。“徒法不足以自行”，徒有原则性规定而没有具体配套措施的监督权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