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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经济 〖分析专栏〗 【新常态下北京要构建“首都经济圈”】 上海市最新出台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日前获得国务院批复。在媒体公布的内容看，国务院在批复中明确提出：“从长江三角洲区域整体协调发展的角度，充分发挥上海中心城市作用，加强与周边城市的分工协作，构建上海大都市圈，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要强调的是，“上海大都市圈”概念的提出，明确了上海在长三角城市群中的龙头地位，以及国家对长三角城市群基本格局的看法。 在安邦咨询（ANBOUND）的研究团队看来，构建“上海大都市圈”的定位，对于北京未来与周边地区的协同发展是一个很好的借鉴。按照中央的要求，北京未来一段时间要从做加法转向做减法，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都需要从北京疏解走非首都功能，这意味着部分产业要迁移，部分市场要搬走，部分人口要疏散，部分人口密集型的机构要外迁。毫无疑问，在经济增长方式不变、经济结构不变的情况下，经济要素的疏解会直接影响北京的经济发展，削弱北京经济的支撑。 不过在安邦的研究团队看来，城市经济发展有自己的规律，即使以做减法为主，北京仍然应该是华北地区（甚至整个中国北方地区）的中心城市，北京应该重新强调“首都圈”以及“首都圈经济”。据了解，目前北京市对于“首都圈经济”的提法十分谨慎，一是认为这是过去的老概念，现在提不太合适；二是认为这在当前是个敏感的提法，担心不符合中央的精神。我们估计，后者可能是更主要的原因。 在我们看来，“首都圈”其实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它是指以北京为中心的经济地理区域，该区拥有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和曾经的近代中国经济中心。首都圈涉及北京、天津和河北省。有一种观点认为，首都圈包括北京市、天津市以及河北省的保定、唐山、廊坊、石家庄、沧州、秦皇岛、张家口、承德、邯郸、邢台、衡水等11个地级市。其中，北京、天津、保定、廊坊为中部核心功能区，雄安新区也在首都圈范围之内。而首都圈经济在空间上是指以首都为核心、区内各城市分工协作、有机联系而形成的有活力的区域经济。可以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就是首都圈经济的另外一种说法。 首都圈经济是经济地理下的必然结果。首都圈经济是地理条件意义下形成的区域经济体系，它是自然形成的，符合客观规律。无论从经济地理条件还是资源禀赋条件来看，在北京、天津、河北形成的区域，首都经济圈的形成是必然结果。中国区域经济的三大重点——珠三角、长三角和首都圈经济，是维持中国经济稳定的鼎立三足。作为三足之一，首都圈经济对于中国经济非常重要，对于北方中国更是重要。 发展新首都圈经济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具体来说，有如下方面值得重视： 一是立足区域规划，强化城南发展。首都圈经济强调区域经济而非单一的城市经济，北京要立足于区域来做好经济规划和调整。一方面，通过非首都功能疏解调整经济要素的区域布局，降低北京的成本；另一方面，要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强化北京的首都优势，在高端要素、创新能力、政治文化、高端服务等领域，保持在首都圈经济中的优势和控制力。在发展空间上，北京发展的两个轴线——“政治轴”和“经济轴”，都由北至南指向南部地区。未来北京经济发展的增量空间在城南地区，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城南兴，则北京兴。目前北京南向发展的支撑点已经具备，从北京城区、亦庄到北京新机场，再到雄安新区，由北向南已连接成一条经济发展轴线。 二是利用好空间资源，降低成本。高房价抬高了北京的营商成本和居住门槛，成为北京经济发展的关键障碍。过去，北京的成本增高来源于“大”和集聚，今后北京要降成本同样还得依靠“大”的特点。今后，在新首都圈经济的框架下，北京要通过经济空间范围的扩大来降低成本。如果在京津冀这一新首都圈范围内发展经济，就能够有效降低成本。这涉及到在更大空间内规划和布局经济，疏解经济要素，分散人口集中度。如果利用得当，北京应该能够降低成本，至少使北京的成本不再上升。 三是优化升级，重构产业。重构北京经济是个系统工程，最终需要落实到产业上。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在首都圈经济之中，北京未来的产业发展肯定与过去会有所区别。从北京的经济基础、产业结构、资源禀赋、发展定位来看，未来北京在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都市型农业等领域，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产业发展模式和产业层次上，都有重构和提升的空间。 四是强化政策供给，实现体系目标。要找到经济新动能，很多时候是对已有要素和相关政策在运用上的创新。强化政策供给对北京的重构经济非常重要，它既是城市经济转型的推动力，也是经济新动能发挥作用的关键。对未来北京经济来说，财税政策、土地政策、产业政策、市场准入政策、金融政策、人才政策以及各种其他调控政策，都直接关系到城市经济的发展好坏。要强调的是，北京市强化政策供给，要实现的不是个别产业、个别企业的量化目标，更重要的是体系目标。 最终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