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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儒家诗学之“立言”的的特点 　　摘 要：纵观中国传统诗学，儒家诗学是以“立言”为主要特点，其言与意之关系托寓于经学文本传达后世，这大致可以看做是儒家所持的言意态度。本文通过分析儒家诗学“立言”的特点以阐明“立象以尽意”与“赋、比、兴”的功能以及影响，从而在整体上可看出儒家诗学对中国文艺精神和相关审美范畴形成的作用特点。 　　关键词：儒家诗学；立言；赋比兴 　　西方哲学发展到20世纪，语言学才成为“显学”，但是中国哲学却不一样，它在其初始阶段——先秦时期，语言就成为各家关注的焦点和哲学探讨的中心话语。在这场围绕着语言的聚讼纷争中，语言问题就如同一个多棱镜，将中国哲学中有关语言与本体、语言与认知、语言与价值等问题聚焦、离析，折射出各家学说的要义。其中，儒、道作为传统文化的两大主流，它们在言意问题上的态度和策略，对中国文艺精神和相关审美范畴的形成都起到了直接的影响。本文主要讨论的是儒家诗学的“立言”特点。 　　一、言与意的关系问题 　　从中国哲学高度来看，“意”有两种意义指向：认识论指向和本体论指向。其中，认识论意义上的“意”是可以明言的；从道而来的本体论意义上的“意”则是不可言尽的。如在孔子那里“道”的意义就比较驳杂，既有从伦理学、认识论等意义上谈论的非常道，也有本体意义上的道。如孔子对《诗》的推崇，就说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这也说明了《诗》除了具备重要的认知功能、政教功能和社会功能之外，更能引发“兴”的审美感悟，从中领悟到本体意义的常道，达到学诗的最高境界。另外，像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吾道一以贯之”等的“道”则是明确从本体论意义来谈论的。至于“默而识之”，“予欲无言”则是体会常道的方法和反应。而在老庄那里就几乎全是从常道的角度来谈论意的不可传达性。纵观中国传统诗学，几乎不是以认识论旨向的意为目的，而基本上是以传达从道而出的本体之意为审美鹄的。儒家诗学崇尚在经典文本上的“立言”，在“汉武帝罢黔百家，表章‘六经’，孔教已定于一尊矣”之后[1]，在此过程中，儒家由肯定语言与实在的二元对应关系出发，肯定言（书）能明道（最高之“意”）；道家则从打破儒、墨固定的名实体制出发，而追求意对言的绝对超越，由此形成了“立言”与“贵意”的双向对峙格局。儒家在语言观及其方法论上的崇“有”与道家在语言观和方法论上的贵“无”，各从正、负两端入手对言意问题做了有效的揭蔽。 　　令人欣慰的是，儒道之间的重大分歧并未造成中国文化的分裂与片面发展，倒是中华文化巨大的开放与包容性使儒、道与作为外来文化的佛学之间互为激荡、相涵相包，最终在中国文学美学领域开辟出“意象”乃至“意境”等一片独有的特别的审美领域。接下来本文重点讨论儒家诗学的“立言”特点。 　　二、儒家诗学“立言”的表现 　　春秋之际，言辞在国家政治、外交，个人社会交际等各方面已经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就记载了穆叔“三不朽”之说，将立言（有关德教、政教的言辞）置于与立德、立功同样不朽的地位。儒家诗学把“立言”认同为主体存在的第一要义，因此，《谷梁传》声称：“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而通过诗歌创作来进行“美刺”和通过赋诗达到言志的目的，以及从听诗的角度来“观志”、“观风”，也已成为当时上层社会一种普遍的社会观念和文化习俗。《左传》、《国语》当中就有大量此类政治、外交方面的记载。孔子作为正统文化的继承者自然表现出对言辞的高度重视与肯定，所谓“育以足志，文以足盲”。孔子坚信“有德者必有言”，并认为适当的言辞有助于完成育语的表达。反之，则“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达不到良好的效果。就“名”、“言”的现实功能来说，儒家与当时的墨、法一样基本上都是持一种肯定和实用主义的态度，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抽象精神。 　　语言作为使人澄明于这个世界的手段，其构成了人在潜意识中塑造自我的最重要的文化语境，这个文化语境又直接塑造了诗学批评主体的文化心理[3]，在孔子看来，名称对应着对象，而词语的意义及其本质也就等同于其所指称的实体，就此而言，语言的本性是能够起到指称事物，规范并且调整、维护现实世界秩序的作用。否则，针对春秋末期所出现的各种混乱的社会伦常和政治秩序，热切希望恢复周礼的孔子也不会着意先从正名开始，来整饬种种“名不符实”、“名实淆乱”的现状。显然在孔子看来，“正名”的重要性在于维护并实现语言与实在的二元对应，这是国家与社会一系列正常运转的出发点和保证，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 　　孔于对名言的肯定和重视，除了认识到语言重要的现实功能以外，也与他个人对文化典章的热爱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