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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返程投资的现状及对策的研究 　　返程投资作为我国利用外资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现象，一直广受关注，尤其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由于来自香港等离岸金融中心的外资占比较高，一直以来备受争议，甚至有人直接称之为“假外资”，对浙江利用外资工作带来了不少困扰。返程投资的产生有着复杂的原因，其动机是多元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需要正确认识，积极引导，区别对待，善加利用。 　　返程投资的内涵和分类 　　什么是返程投资？目前学界主流观点认为，返程投资是指一个经济体境内投资者将其持有的货币资本或股权转移到境外，再作为直接投资投入该经济体的经济行为。返程投资的历史，几乎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之初。产生的原因比较复杂，直接涉及到利用外资政策、资本市场发展、税收制度改革、资本项目管理等多方面因素。我们可以把返程投资分为三类：一是以政策寻租、私人财产保护、金融投机等为目的过渡性资本外逃，直接将境内资本转换身份成为外商投资，表现为资本跨境的往复运动，一般不涉及增量资本入境。二是以境外融资为目的的返程投资。受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客观条件所限，境内企业在境内银行贷款或者在境内上市遇到障碍时，往往会通过境外间接上市融资获取发展资金，且完成融资后会导致增量资本入境。三是境内企业“走出去”设立境外投资企业，获取市场、资本、资源、人才、信息、技术等优质要素为我所用，发展壮大后回归境内。 　　浙江返程投资规模估算 　　关于返程投资规模的估算。返程投资具有天然的隐蔽性，目前，还没有一个建立在微观数据加总基础上的返程投资的确切统计。有关国际机构曾对我国的返程投资规模进行了估计，比较重要的有三个数据：一是1995年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估计，在中国所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中，约有20%属于返程投资。二是世界银行在《2002年全球金融发展》报告中，列出了名为“中国和中国香港之间返程投资形式的资本流动”的图表，用以说明返程投资在中国FDI中的重要影响。根据这一图表，中国香港在中国利用FDI总量中的比重分别为1996年50%、1998年42%、1999年40%，2000年38%。同时，中国香港每年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同中国国际收支统计中的净误差遗漏（通常解释为资本外逃）十分接近。根据上述分析，这一报告暗示了中国的外逃资本以返程投资的形式又流回了大陆，但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估计数值。三是亚洲开发银行2004年6月发布了一份报告，指出我国返程投资规模被低估了，实际应该是我国对外发布FDI流入规模的26%到54%，平均规模约为40%。我国学者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看法是，“返程投资”占我国每年吸引外资的比重约为三分之一。需要指出的是，以上估算都是在2008年中国实行内外资所得税合并之前的研究。 　　浙江返程投资规模估算。鉴于目前缺乏权威的确切统计数据，我们根据前述国际金融组织和国内学者的估算标准，对我省返程投资规模作如下估算：按照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返程投资规模占比（26%—54%）估算，2011年我省返程投资规模区间为3033—63亿美元，根据平均规模比例（40%）估算为4666亿美元；按照我国学者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比例估算（“返程投资”占我国每年吸引外资比重约为三分之一）为3885亿美元。 　　然而，按照固定比例测算的估算方法，有几点缺陷：一是无法反映外在环境以及我国外资政策、外汇管理政策等变化所引致的返程投资规模变动和发展趋势。二是无法区分不同类型的返程投资发展情况。三是无法反映返程投资在地区之间的差别。 　　在返程投资的三种类型中，一般认为，随着国家对于外商投资优惠政策力度的减弱乃至取消，以政策寻租为主要目的的第一类返程投资已经逐年下降，而随着浙商境外投资的发展和我省浙商回归工程的实施，第三类浙商回归型的返程投资势必会逐年增多。事实上，从我们2008年对于国家实施两税合一政策的调研情况，以及历年来我省来自离岸金融中心实际外资规模发展趋势来看，自2008年“两税合并”政策实施以来，这一类返程投资已经明显减少。2008年，英属维尔京群岛、萨摩亚、开曼群岛三地实际外资总额比上年减少209%，占比下降55个百分点。2011年，三地实际外资总额减至1159亿美元，仅为2007年同期的377%，占比迅速降至99%。 　　香港的情况比较特殊，既是离岸金融中心，也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同时由于浙江人后裔在香港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浙商特别善于运用境外投融资平台，所以港资在中国内地外来投资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而我省港资比例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十一五”期间，我省实际利用港资2602亿美元，占总数的518%，远高于江苏省的387%，山东省的355%；天津市的395%；北京市的351%和全国平均水平42%。但我们不能确定返程投资规模占比是否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也无法确定三类返程投资中的各自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