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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二孩困境的原因与对策研究 　　【摘 要】 我国全面二孩生育政策放开，暴露出生育意愿不高、生育实践不达预期的一些问题。利用子女成本-效用理论，本文发现现阶段生养子女直接成本高企和机会成本骤升是二孩意愿不得释放的根本原因，于是提出由国家财政适当补贴工薪阶级及完善生育保险制度等措施以推进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 　　【关键词】 全面二孩 生育意愿 子女成本-效用理论 生育保险 二孩补贴 　　一、引言 　　1973年，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1980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1989年，政府更加重视计划生育工作，将“一票否决制”推广到全国，我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迅速跌至1991年的1.80，到2000年降至1.22。2.1的总和生育率是世代更替的增长率，1.5的总和生育率则是“低生育陷阱”的关键点，而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就再没突破过1.5。具体如图1所示。 　　2013年11月15日，各省陆续开始实行单独二孩政策，全国符合政策条件的夫妇有1100多万对，截至2015年8月底，提出生育二孩申请的只有169万对，占比为15.4%。2016年元旦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全年只出生1200多万人，远低于国家统计局、国家卫计委所分别预测的1786万人、1846万人，《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17》公布2016年总和生育率为1.24，低于国家卫计委预测的1.63。2017年是全面二孩的补偿性出生高峰年，但2017年并没有如预期那样比上年多出生343万人，国家卫计委、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分别较上年少出生了86万人、63万人，2017年总和生育率只有1.22左右（出生1100多万），远低于预期的1.97。 　　计划生育三十余年，放开二孩已经近三年，我国人口出生率没有出现井喷，仍处于“低生育陷阱”。没有了政策的约束，家庭内生生育意愿的低下被真真切切地反映在生育率的持续低迷上。是什么牵动着家庭生育意愿？或者说，是什么使全面二孩政策效应远低于预期？弄清楚这个问题，或许就能解释我国人口出生率的持续低迷，或许能从根源上找出提振人口的政策方法。 　　二、文献回顾 　　Barro and Becker（1989）认为父母将子女视为生命的延续，家庭生育决策类似于耐用消费品的购买决策，价格等同于父母养育子女付出的抚养、教育成本与照顾时间。Lucas（2003）认为主体一生的效用取决于消费、子女数量和每个子女终生效用，通过“量质权衡”做出最优生育决策。在这种模式分析框架下，通常把子女看作消费品，生育并培养后代的动机来自于父代的利他属性，其消费的代价体现为父母投入的教育资源和照顾时间，因此父母必须在有限的资源约束下进行消费和生育决策的权衡以使自身效用最大化。在利他的假设下，由于子女教育投资取决于由子女平分的父母的馈赠，子女数目越多，人均所能接受到教育或人力资本积累就越低。但对于利他的父代而言，后代的质量和数量是可以互相替代的，因此，后代的数量和质量权衡就取决于人力资本投资与物质资本收益的比较，在人力资本回报低于物质资本回报的情况下，家庭将倾向于减少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增加后代的数量，反之，如果人力资本回?蟾哂谖镏首时净乇ǎ?那么家庭就选择低生育数量，高教育投入。 　　同样在家庭效用最大化框架下，莱宾斯坦认为子女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直接成本为子女的生活、教育和娱乐等费用，间接成本为父母抚养子女导致的受教育机会和工作收入的减少等机会成本。而子女的效用主要分为享乐效用、经济效用、保险效用等。莱宾斯坦提出的“边际子女理性选择模型”，即通过对第n个子女的成本和带来的效用进行比较和权衡，一对理性夫妇抉择是否需要生育这个边际子女。当某个家庭生育第n个子女的预期效用大于预期成本时，则父母将倾向于生育第n个子女；当生育第n个子女的预期效用小于预期成本时，则父母可能倾向于放弃边际子女的生育，生n-1个子女是父母的最优选择。 　　在生育决策的时点，年轻的父母或许未能准确量化未来子女带给自己的效用，但却可以对目前养育子女的成本做出大致的估计，基于这个事实，本文采用成本-效用理论，主要在成本端探讨家庭的生育意愿。 　　三、二孩生育意愿不高原因分析 　　二孩带来的边际效用，如多子多福、人丁兴旺、降低失独风险，当今中国，医疗教育相对稳健，这降低了子女夭折风险及子女质量未达预期风险；另外，重男轻女也是一些未育男孩家庭想要生养二孩的原因，而陆方文（2017）实证研究发现，当今中国生养女孩的家庭幸福感要高于生养男孩家庭。较之一孩带来生命延续、生命意义的改变，二孩带来的边际效用要低很多。但在成本端分析二孩与一孩区别，可以发现，养育二孩成本并未比一孩低。 　　（一）生育二孩的直接成本高企 　　子女的直接成本指子女的生活、教育和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