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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政务诚信建设引领公民道德的素质提升 　　政务诚信是指作为政务主体的政府及公务人员在公务活动中履约践诺的状态和行为。既包括政府责、权、能的统一、言与行的统一及政策的前后一致，具体体现为制度供给、履约、政务人员依法履职的诚信等，也包括社会公众对政务主体行为道德诚信的评价。公民道德素质是指公民在调整自己与他人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符合社会要求的良好品质和行为。政务诚信是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的重要表现，政务诚信对公民道德的素质提升具有示范、导向和引领作用。对此，党的十大八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必须“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 　　一、决定与引领：政务诚信的价值 　　政务诚信决定公民道德理想。人的道德素质养成和发展本质上具有社会性。在影响公民道德养成的社会环境系统中，制度规定、法律环境和教育等起着基础性作用。但对一个社会的运行来说，制度是最基本的规则。制度安排是否适度是其他所有社会规则是否适度的前提。邓小平曾明确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地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政府的主要职责是提供和保障公共物品的供给，不仅包括有形公共产品也包括制度、诚信、正义等在内的无形产品。作为个体的公民，社会性生活是其不可避免的生活方式，对社群的依赖和对政府制度规定的遵守是其基本的也是根本的要求。正如《正义论》的作者罗尔斯所指出的，个人职责确定依赖于制度，首先是由于制度有了伦理的内涵，个人才能具有道德的行为。一个人的职责和义务预先假定了一种对制度的道德观，因此，在对个人的要求能够提出之前，必须确定正义制度的内容。这就是说，在大多数情况下，有关职责和义务的原则应当在对于社会基本结构的原则确定之后再确定。同时，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唐玛丽·德里斯科尔和霍夫曼在《价值观驱动管理》中的研究表明：不道德行为往往是由于体制的因素所致，而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处于木桶中的烂苹果。在一个不道德的组织中，讲道德的人会受到影响，正像不诚实的人在有明晰价值观的组织中其行为也会提升一样，或者至少处于中性。因此，政府制度中的诚信指向和运行状况具有强大的导向、示范和辐射作用，影响整个社会的诚信风尚，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公民个体诚信意识的养成和道德理想的确立。 　　政务诚信引领公民诚信风尚。良好社会道德风尚的形成源于政治、法律、经济、道德等所构成的有机调控体系，而其中最核心的要素是权力控制者即政府，正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只有法制、规则等被政府及公务人员所信仰，才能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号召力和感染力，才会被民众所恪守。即只有先有诚信的政府，才会有诚信的社会。因此，政府作为社会的管理者，只有在法律制度的基础上成为社会诚信道德的践行者和示范者，才有可能为社会诚信风尚提供良好的政治生态。同时，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及领导干部的职业身份也决定了他们不仅应成为公民道德建设的积极倡导者、精心组织者、大力推动者，而且也应是道德行为的示范者、引领者。对此，党的十八大报告也明确强调要“抓好道德建设这个基础，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模范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做社会主义道德的示范者、诚信风尚的引领者、公平正义的维护者，以实际行动彰显共产党人的人格力量”。 　　二、败坏与障碍：政务失信的后果 　　一般来说，政府的主要职能集中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个方面，其各种职能的履行都反映着政府的诚信道德。公民正是从和自己相关利益中认识政府和理解政策，并判断政府是否值得信赖并为此作出贡献。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说：“国家的体制愈良好，则在公民的精神里，公共的事情也就愈重于私人的事情……只要有人谈到国家大事时说：这和我有什么相干？我们可以料定国家就算完了。”近年来，我同政府在从“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变的过程中，政务失信现象屡见不鲜。如，一些地方政府政策缺乏稳定性、连续性，朝令夕改，出尔反尔；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仰动摇甚至走偏，不相信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不相信人民群众，转而只信亲信和鬼神；一些公务人员利用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进行寻租，以权谋私，大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学交易甚至权权交易；一些公务人员热衷于政绩工程、数字工程；一些公务人员倾心于潜规则，追名逐利、投机钻营等。相反，对社会公众广泛关注的民生问题、“公民有序参与”等却表现冷漠。承担着维护社会公正责任的政府却利用公共资源损害社会公正，如何能给公民以示范，又如何能让公众对社会风气好转抱有信心？对此，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巨大成就的同时，“毋庸讳言，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方面，我们面临的新挑战之一，便是政治公信力遭受质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