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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霾跨界合作治理价格机制的探讨 　　摘 要：环保部公布的2015年全国整体空气质量状况显示全国空气质量有所改善，但若从区域的角度看，京津冀、山东半岛、长三角等地区的雾霾问题依然不容乐观。研究认为只有运用市场的经济的手段，才能从根本上预防和治理雾霾问题。分析建立在奥斯特罗姆的公共治理理论上，构建跨界合作雾霾治理价格机制，分别论述了价格机制建立的必要性、重要性、设计框架和运营模式。建议建立跨区域的跨界雾霾管理委员会，要求遵循市场规律，运用价格杠杆，在第三方评价机构的监督下，征收雾霾税或提供财政补助，形成跨界雾委会、地方政府、污染企业、第三方评价机构等“四位一体”的运营模式，实现跨界合作雾霾治理价格机制“钻石模型”设计框架。 　　关键词：跨界合作;雾霾治理;第三方评价机构;价格机制 　　中图分类号：F2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10-0108-03 　　2016年环保部公布全国上一年的城市空气质量整体情况：总体呈转好趋势，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达标天数比例为76.7%，73个城市空气质量达标，占21.6%，达标城市主要分布在福建、广东、云南、贵州、西藏等省份[1]。中国城市空气质量仍然有待进一步改善，而空气污染的预防和治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总量控制、源头治理、立法监督、调整能源结构、优化产业结构等措施都能够不同程度地改善空气质量。由于空气污染的区域性特征，使得雾霾治理迫切需要建立一种区域对话机制――跨界合作与治理，跨界合作与治理需要建立一套能够严格执行的规范制度。 　　目前，对我国环境污染跨界合作治理的研究集中在水污染治理上，如刘晓红和虞锡君选取26家城镇污水处理厂的数据为样本，分析了太湖流域水污染的补偿标准[2]。为避免公地悲剧针对地方政府对跨界污染治理进行规避，易志斌在纠正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失灵的基础上提出确立地方政府的“执行文化”、建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构建环境规制政策实施效果评估体系和构建跨界河流水污染治理补偿机制等重要措施[3]。这里以长三角雾霾地区联防联控网络的建立为例，针对雾霾跨界雾霾治理提供一定借鉴。长三角空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的建立是个很好的案例。2014年1月7日正式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以来，长三角地区联防联控网络初步建立，深层次合作机制初具雏形。在制定的《长三角区域落实空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行动计划实施细则》中规定了控制煤炭消费总量、强化污染协同减排等六大重点措施[4]。基于此，研究将借鉴公共治理理论并尊重经济规律，对建立雾霾跨界治理的价格机制进行初步探讨，为我国城市雾霾治理提供借鉴。 　　一、理论基础 　　跨界合作理论由众多理论构成，最经典的要数公共治理理论。公共治理理论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其内涵与治理概念的基本含义有着密切的联系。世界银行在1989年世界发展报告中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之后，许多国际组织和机构开始在其各种报告和文件中频频使用它[5]。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奥斯特罗姆（2012）在公地治理理论中引用三种有影响力的模型进行解释：公地悲剧、囚犯困境博弈和集体行动的逻辑，这三种模型的中心问题都是搭便车问题，任何时候，一个人只要不被排斥在分享由他人努力所带来的利益之外，就没有动力为共同的利益做贡献。假如将空气看作免费的商品，这种商品具有公共属性，任何群体、个人不需要劳动就可获取，但是空气污染是区域性的环境问题[6]。假如本地区没有污染空气，但相邻地区空气污染了，而由于季风气候导致的局地环流现象，会因空气流动而使本地区受污染。因此，波蒂特、詹森和奥斯特罗姆（2013）提出共同合作、多元治理的方法应对公共资源困境问题[7]。 　　二、实践意义与迫切性 　　2013年国务院发布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明确指出，要求形成“政府统领、企业施治、市场驱动、公众参与的大气污染防治新机制，并建立区域协作机制，统筹区域环境管理”。由此，本文认为雾霾治理跨界合作价格机制应由政府主导下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进行联防联控，通过运用价格杠杆和经济手段，对钢铁、水泥、化工等产能过剩及其污染严重的主体（企业、交通、建筑施工、生活污染等）进行综合治理。因此，雾霾跨界合作治理价格机制的建立是一项系统工程，它在经济转型和产业优化升级过程中，将政府、企业和社会通过市场化的运营模式，最终实行雾霾问题的终极治理。 　　1.跨界合作治理价格机制建立的实践意义 　　雾霾治理必须通过跨界合作进行治理，通过价格杠杆的手段，实现雾霾的终极治理。只有在通力合作协同治理的基础上，雾霾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治理。从根本上治理雾霾等环境问题不仅是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更是实现人与自然、人地和谐的必然路径。只有实现雾霾的终极治理，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真正提高公众的生活质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