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人社会,现实抑或话语的策略.docVIP

陌生人社会,现实抑或话语的策略 　　从2001年申奥成功，到2008年北京奥运、2010年上海世博的顺利举办，国人们无不为中国“走向世界，与世界接轨”的跨世纪梦想的实现而欢欣鼓舞，并对共产主义理想所承诺的现代化图景殷殷期盼。然而，种种“不和谐”的社会事件的频发使人们在对“现代化”实现中国社会“进步”表示肯定与确证的同时，亦不可遏止地表现出对“现代性话语”的失望与质疑，对工业废气、钢筋水泥、轰鸣机器的现代化景观的批判以及对“道德失范、人性疏离”的“现代化后遗症”的忧虑。而此时此刻，与“陌生人社会”相关的命名、与话语系统在公共文化空间的陡然登临，无疑深刻而广泛地联系着当前中国社会的种种现实困境与诉求。 　　在西方现代社会学理论脉络中，“陌生人社会”一词并不作为一个先在的概念出现，而是作为一个派生词被使用，它衍生于众多研究者在社会学层面上对陌生人问题的讨论。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齐美尔是较早在社会学范畴内关注陌生人问题的，而对“陌生人”这一群体的界定和讨论恰恰是他关于“社会如何可能”这一命题的论证的关键。在他看来，陌生人是任何生活于特定地域空间的社会群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相较于其所介入的原有社会群体，他带有与之相区别或者相对立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传统。因此，可以说齐美尔是从空间距离以及文化心理距离的角度来讨论社会的生成及其内部关系的。而在这种分析范式的基础上，英国后现代社会学家、伦理学家齐格蒙特?鲍曼进一步强调了社会成员间心理空间上的距离与隔绝。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陌生与疏离并非由于传统意义上的(空间)“距离”，而是由于价值基准的差异，而价值多元化恰恰是现代社会最显著的标志。鲍曼对“陌生人”的定义显然密切联系着他对现代文明进程的反思。相较于齐美尔和鲍曼从文化空间的意义上定义陌生人，美国后现代学者、生命伦理学家恩格尔哈特则力图在其关于陌生人的论述中侧重凸显了“道德”这一要素。作为在启蒙运动后所形成的道德废墟上的拾荒者，他提出了“道德朋友”和“道德异乡人”这一对概念，试图根据道德观念的差异定义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他看来，道德朋友是隶属同一道德共同体，遵从同样的道德观念和道德权威，并能够以此解决道德分歧的社会群体；相反，道德异乡人则是分属不同的道德共同体，信奉不同的道德准则，无法在道德观念和行为上消除纷争、达成一致。美国社会学家W?G?萨姆纳在其著作《民俗论》中则提出了“内群体”和“外群体”这一对概念，以此作为界定陌生人的基础。在论述中，萨姆纳明确指出了区分“内群体”与“外群体”，我们与他们(陌生人)的依据在于是否拥有共同的文化传统、道德资源、道德权威。内群体里的成员因分享相同的道德文化资源与背景，因而能够建立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律法和规范，并对此表现出强烈的认同感和忠诚度。而外群体与内群体的成员之间则会因文化与道德背景的差异而产生疏离、拒斥甚至对立的感情。由此可见，在众多论者的叙述当中，一个潜在而显见的前提是：以陌生人为主体的社会与人与人之间的陌生、疏离、冷漠有着天然本质的联系。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当前社会被指称为“陌生人社会”。无论是在媒体话语还是在学术研究当中，社会成员之间普遍存在的冷漠与疏离都被作为这一命名最为直接而有效的论证基础。《人民日报》曾刊文指出“我们正从传统的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而最为直接的证据则在于“近日发生的18个路人对被碾压的女童‘触目惊心’的冷漠，折射出我们的社会甚至已经开始从陌生走向冷漠”。在《南方周末》2011年10月20日的“方舟评论”当中，评论员亦反复提及“原子式陌生人社会里令人寒彻心肺的冷漠”。在一篇题为《谁是“陌生人社会”的制造者?》的网络文章中，作者在开篇便指出“我们的社会却已经进入到一个以自私、冷漠、相互防范为代表的‘陌生人社会’中”。而发表于《科学社会主义》2011年第1期的理论文章《陌生人社会秩序的价值基础》亦在导语中指出“现代社会是一个由相互陌生的人所构成的陌生人社会，陌生人才是造成或者增加现代社会的疏离与冷漠、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真正根源”。而人们对“陌生人社会”这一套命名与话语系统的广泛接受和使用则是始自2011年10月在广东佛山所发生的“小悦悦”事件，及其在全社会范围内所迅速引发的关注和讨论。在关于这一事件的社会学研究――《广东佛山“陌生人社会”中的冷漠五金城》当中，北京大学社会学夏学銮教授指出，在陌生人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缺乏认同感和依赖感，情感上陌生、疏离，人际关系脆弱，而正是悲剧事发地“佛山五金城”所形成的这种“陌生人社会”形态成为了“小悦悦”事件发生的深层社会原因。而在另一篇人类学分析文章《小悦悦事件背后：佛山五金城生态的人类学观察》中，中山大学人类学博士周如南则借用了费孝通先生在《乡土社会》中所采用的差异序格局范式，提出我国社会当前逐渐成形的家庭内部温情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