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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理之学――中国哲学原型简述 　　[作者简介]朱汉民(1954-)，男，湖南邵阳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中国思想史研究。 　　[摘要]近百年“中国哲学”的建构过程，往往是以西方哲学解构中国义理之学的过程。但是，由于义理之学所依托的历史条件不同，故而在知识依据、思想旨趣、知识形态等诸多方面均有自己的传统内涵，而不同于西方哲学。强调中国义理之学的传统特征，一方面是为了防止简单地将义理之学比附西方哲学；另一方面也是强调义理之学在建构人类“普遍哲学”方面所体现的独特价值和贡献。 　　[关键词]义理之学；西方哲学；中国哲学 　　[中图分类号]B25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7)05-0579-03 　　 　　中国历来就有着源远流长而又独立发展的学术传统，但到了近代却遇到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西方的文化知识与西方的枪炮、商品一同涌入中国，使传统中国的经济结构、政治体制以及学术文化不得不面临解构、重组的局面。中国传统学术就是在这种“西学东渐”的文化大潮中开始学术形态的转型与重建的。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以来，随着西方的哲学思想传人中国，一些既有传统国学素养、又接受西方哲学影响的学者们开始致力于“中国哲学”的学科建设，其中比较著名且学术成就较高的有胡适、冯友兰、张岱年等人。因为中国传统国学中并无所谓“哲学”一科，有的只是诸子学、经学、玄学、理学等传统学术形态。那些从事“中国哲学”学科建设的学者所采取的方法是，以西方哲学的基本理念、框架为理论基础与思想方法，然后再从中国传统国学中的诸子学、义理之学等形态中寻找与其类似的思想材料，并作出合乎西方哲学的范式、观念的解释，并将这种以西方的“哲学”为范本而回溯性建构中国哲学的方式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称之为“中国哲学”。 　　近百年“中国哲学”的学科建设的过程，是一个不断以多元化西方哲学的话语来解读、裁剪中国传统学术特别是其中的义理之学的过程。这样，所谓“中国哲学”就成为一种按西学的知识分类、学术范式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其实，在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中并无“哲学”一科，和西方哲学最接近的中国学术是所谓“义理学”或“道术学”。这样，我们所做的建立中国哲学的方式，往往就是用中国传统义理学、道术学史料来表达西方哲学的思想与问题。因此，这种“中国哲学”很容易成为脱离本土学术传统而依存于西方哲学的知识形态，这种知识形态在20世纪以来面临严重的“合法性”危机。 　　对合法性危机的思考激发起一种希望与期冀，那就是恢复对本土文化的自觉，重建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因此，许多“中国哲学”学科领域的学者在倡导中国哲学的“自己讲”、“讲自己”，希望建构一种有着民族“自主性”的中国哲学，以在西方学术的话语霸权下保持住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精神生命。但是，如果我们坚持摆脱西方的话语霸权而重写一部“自己讲”、“讲自己”的“中国哲学”，那重写出来的就似乎是冯友兰先生所说的《中国义理之学史》更为妥贴一些。 　　那么，与西方哲学比较，中国义理之学究竟具有哪些重要的特征? 　　第一，它们所依托的知识依据不同。西方的古典哲学一直被称为知识之上的知识，由于西方人一直要求以各门具体的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为基础来构筑哲学体系，这样，各门具体学科知识成为哲学的知识依据。这些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知识的内容、形式及方法决定和影响着哲学的思想内涵与知识形态。只要在各门具体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领域中思想观念、学术范式发生重大变革，均会导致哲学观念、体系，方法的变化发展。一个时代科学知识的发展就会引发这个时代的哲学体系的演变。与西方哲学不同的是，义理之学是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主体――经学中发展起来的，经学是义理之学的学术母体与知识依据。在古代中国，经学居于传统学术文化的核心地位，因为它承担着有关古代社会的价值信仰、典章制度、社会规范、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文献依据与知识基础。经学的重要地位，使得它成为古代学术文化的母体，从经学中衍生出了一系列独立的学科：义理之学、考据之学、经济之学等等，这些学科所包含的知识内容更是包括了西方知识门类中的哲学、历史学、文字学、政治学、天文学、生物学、数学等在内。所以，经学的学术文化形态决定了义理之学是一门诠释经典、阐发经典大义的知识学问，经学的古代宗法政治的内涵决定了义理之学的政治伦理为学术思考的核心这一特点。尽管每个时代的义理之学具有各自不同的思想内容、价值观念、学术特色，如两汉时期的义理之学不同于魏晋时期，隋唐时期的义理之学不同于两宋，明代的义理之学不同于清代，但由于义理之学均是一种注疏、解释儒家经文的学问，故而决定了这些具有不同思想观念的义理之学都得依赖于同样的儒家经典，都得通过探索圣人的本义为其推崇的义理寻找合法性依据。作为知识依据的经典总是源源不绝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