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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碑志楷书剖析 　　楷书于汉末从隶书草体中逐渐产生，在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经历了两次高峰，一是南北朝时期的魏碑，二是唐代的唐楷。前者一般归为碑学系统，后者一般归为帖学系统。隋唐以后，虽然宋、元、明时期也有很多名家擅长楷书，但大都沿袭晋唐帖系风格，个性面目不够突出，楷书一直处于衰落的境况。时至清代，由于考据学的兴盛，碑版的大量发掘，使清代、民国的书家把目光重新投入到了汉魏碑版上，开始尝试用碑版的方法写楷书，走碑帖结合的路子，如邓石如、何绍基、赵之谦、于右任、弘一等，为楷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可以说，清末、民国时期碑帖结合的楷书是继魏碑、唐楷后，楷书史上的又一座高峰，而于右任因其楷书风格之独特、成熟度之高、造诣之深厚、作品数量之众，实可谓是这座高峰上的代表人物。因此，于右任的楷书在书法史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然而，可能是由于于右任碑体行草书的名气太大，楷书成就为之所掩，目前见到的有关于右任研究的文章，大都是关于其碑体行草书的，很多文章对于右任的楷书只字不提，有提及的也是一带而过，缺少专门的论述和深入的分析，如著名书法家王澄先生写过多篇介绍于右任书法艺术的文章，如《魏体行书及其代表书家》、《于右任书法评传》、《碑体行书近想》、《碑体草书及其历史价值》等，其中对于右任行书和草书都有专门的论述，却很少提及于右任的楷书。以研究于右任著称的钟明善先生写了很多有关于右任的文章，但也没有专门介绍于右任的楷书。这样的研究状况未能充分认识于右任楷书的价值和历史地位，全面反映于右任的书法成就，也不利于后人的学习借鉴。 　　本文相对系统地对于右任碑志楷书进行了梳理，分析了于右任碑志楷书的取法渊源，并根据取法和风格的不同对于右任碑志楷书进行了分期。最后，通过与晋唐楷书、魏碑以及同类型的书家相比较，探讨了于右任碑志楷书的价值和历史地位。 　　于右任传世的楷书墨迹极少，其楷书主要集中在为他人题写的碑志上。由于于右任书丹的楷书碑志数量众多，纪年清晰，信息量大，故本文以于右任的碑志楷书为探讨的重点，旁佐墨迹楷书。 　　一、于右任楷书碑志概况 　　碑志包括碑碣和墓志，是古代丧葬风俗的产物，起源于秦汉时期，魏晋以来长盛不衰，至民国时期渐趋衰亡，碑志数量减少，由名家书丹的更不多见。但于右任却是一个特例，他不但搜集了大量的汉魏碑刻，还身体力行，从上世纪初开始，为许多民国革命烈士及社会贤达撰书碑志（以墓志铭为主），如《张清和墓志》、《邹容墓志》、《佩兰女士墓志》、《秋先烈纪念碑》等，数量众多，书艺超绝，成为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书坛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由于时代的变迁，于右任以后为先人树碑刊志的习俗几乎消失殆尽，将来很难再出现名家题写的碑志，因此，于右任所书丹的碑志可以说是中国碑刻书法史上的绝唱，具有特殊的意义。 　　据考证，于右任书丹的碑志大约有四十余方（其中墓志约占五分之四，碑刻约占五分之一），加上遗失和不为人知者，应该有近百方。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于右任撰书这么多碑志确实令人诧异。关于于右任的这个“特例”，青年学者姜勇在《于右任书碑志略论》一文中的解释我觉得较为合理：“首先是三秦风俗使然。于右任籍陕西，这里丧葬树碑撰志之风自古有之，历代不绝，他所作碑志，绝大多数为陕西之事或三秦人氏。另外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于右任从1918年开始收集珍藏墓志，沉浸其中研习，碑志书风最为其偏爱，碑志文法也最为其所谙熟，且他中年书名即播振海内，又一生举事为民，研习倡用，加之不以书家自贵，有求必应的作风，这些碑志作品的产生便是情理中事。” ①另外，于右任志于国事，而能从细微处着眼，书写碑志，为国为民，传之千古，亦不朽之盛业，君子之雅事，这也应当是他乐于斯道的一个原因。 　　于右任书丹的碑志既有楷书，也有行草书。目前所知，于右任书丹的楷书碑志约近二十方，书刻时间主要集中在于右任40岁至53岁之间（见附表），正值人生的壮年时期。其后于右任兴趣转移到了草书的研究上，所书丹的碑志也几乎全是草书，楷书碑志极少。 　　因载体、制作的特性，于右任碑志上的行草书远不如其墨迹行草书精彩，而楷书却非常适合镌刻，铭于石上后更显体魄雄强，神采熠熠，因此最能代表于右任碑志书法成就。 　　二、于右任碑志楷书取法渊源 　　自晋代以来，以二王为代表的帖系书风长期在书坛处于主导地位。清代乾嘉时期，金石考据之风兴盛，带动很多书家把目光和兴趣从刻帖转移投向碑版和石刻作品，从而促使了碑学理论的产生，开创了有别于二王帖系的碑派书风。 　　于右任生于清光绪五年（1879），其时，碑学振兴已百年有余，继阮元《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包世臣《艺舟双楫》之后，康有为正在编著《广艺舟双楫》。在实践上，已经出现了邓石如、吴昌硕、沈曾植、康有为等碑体书法大家，正是帖派一脉急剧衰微，碑派一统天下，成为书坛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