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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德三年中日朝贡贸易初析 　　[摘 要]明代，日本以朝贡之名行贸易之实，多次派遣明船入明朝贡，获取高额贸易利润。其中，宝德三年的遣明船，规模为历史之最。一行在明期间，处处以经济利益为首位，甚至威胁明朝给予高价，否则不再归国。在得到高价后，仍在国内挑衅滋事。此事所反映的正是明代中日双方对待朝贡贸易的认识不同，而这种不同，势必导致明代中日交往中更多的摩擦。 　　[关键词]宝德三年；遣明船；朝贡贸易；摩擦 　　前言 　　明代的对外政策，较之宋元时期，则表现得更为保守和消极。明初实行海禁，只允许外国同朝廷在固定时间、固定地点下实行贸易。当时，中日间的贸易均以勘合船贸易的形式进行，“勘合”实际上是一种官方的许可执照，即日本商船必须持有明廷事先所颁“勘合”，由中日双方共同验明后，才具有合法性，准许船只入港，进行交易。而且，对于每次遣明船和船上随行人员的数量，均作出了规定。明朝虽然实行保守的海外贸易政策，但另一方面，为了维护其在东亚世界中的政治权威性和崇高性，对前来朝贡的国家均实行怀柔远人、厚往薄来的政策。贸易中往往赏赐极为大方，附搭物的收买价格也常有数倍利益之差，因此遣明使往往从中获利颇多。幕府名义上定期向明朝纳贡称臣，实质上是与明朝进行非对等的贸易，从中牟取暴利，对向明朝派遣遣明船趋之如骛。因此，于1451年，派遣了一支规模庞大的队伍入明。 　　正文 　　日本宝德三年（1451年），足利义政派遣一支遣明使前往明朝入贡，史称宝德度遣明船。此次遣明船，由东洋允澎出任正使，共派出勘合船九艘，人员达一千两百余人，是日本历史上派往明朝规模最大的一次遣明船。当时的从僧笑云瑞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下遣明船沿途的经历以及在明期间的见闻，称之为《允澎入唐记》。该书是研究当时明代社会经济和中日关系的重要史料之一。本文就其中关于中日贸易的记载，作简要分析。 　　《允澎入明记》一书中，对经济层面关注较多，书中不仅多次提到各种物品的名称和价格，而且对当时其他入明朝贡的国家及其贸易品饶有兴趣。如景泰四年六月廿五日条，“李内官从温州来曰：‘琉球贡马十五匹?硫黄二万斤?苏木一斤五百斤’”；同年十月十八日条，朝参时，“观鞑靼人来朝、马七十匹、”；同月廿日，“回回人来朝、献马二十匹、”；又同年十一月十六日，“鞑靼人八百人来朝、骆驼二十余匹从之、”。当时琉球同日本一样，都向明朝进贡马匹、硫黄、苏木等物，或许二者存在竞争关系，故而作者对琉球的进贡物特别关注。作者还记载了明朝社会内部某些方面的经济状况，如同年九月十五日，抵达山东临清，见“甘草多、一斤代八文、”；景泰五年正月廿一日，贡银车三百辆由南京抵京，“送十车于居庸?巡检司、车一辆银三万?、”，可见当时明朝白银消耗之大。 　　书中多处围绕贡物价格与与明朝官吏进行交涉的记载，直接表现了遣明使在经济利益上的诉求。正如前文所提到，此次派遣规模空前绝后，所载货物超历代数倍。按笑云记载，除派往杭州、南京等地的贡物，仅运往京城的车辆就有七十五辆之多。《明实录》记载，当时实际运到明朝的货物有“硫黄三十六万四千四百、苏木一十万六千、生红铜一十五万二千有奇、□刀四百一十七、腰刀九千四百八十三、其余纸扇箱盒等物、比旧俱增数十倍”（1）。遣明船先在宁波入港，接受明朝官吏检查，核对勘合符和货物。船上货物就地卸载，运往宁波府东库暂时保管，如硫黄、苏木等极易受潮的货物还需曝晒。之后，由政府派官吏会同遣明船中的正使、副使、居座等人一同点检、计量。在点检货物时，遣明使对明朝官吏点检不公十分不满。景泰四年五月十四日条，“诸船居座集于纲司房、议点检不公之事、”，负责贸易的居座和纲司共同商议如何处理点检不公之事。几天后，在计量一号船硫黄时，纲司特意准备了日本式的饭菜，以招待负责点检的内官陈大人，此举或许是有意讨好和贿赂明朝官员。同年八月六日，一行在宁波滞留三个月后，终于启程入京。经京杭大运河，于九月廿六日抵京，正式准备觐见景泰帝，完成朝贡任务。所有进贡物也随之抵达京城，由掌管宾礼及接待外宾事务的礼部主客司负责验收。明政府规定，“凡各处夷人贡方物，一律不给价”（2），而以赏赐作为补偿。赏赐多以绢织物、金银、铜钱等为主，也有冠带衣靴，其中尤以绢织物的比重最大。据笑云记载，景泰帝对此次遣明使船共有四次赏赐，分别赐“正?副使金褴金环袈裟?柳绿蓝罗衣?袜子?履、从僧绀罗银环袈裟?柳绿蓝罗衣袜子?履、”、“赐正?副使缎子子?罗沙四端??子六端?铜子一万、从僧段子一端?绢子二端?铜分五千、”、“日本清海等朝参、赐衣、”、“清海等赐段子??子?绵子”，可知赏赐物除丝织物外，还有金银。其他物品，如刀剑、硫黄、苏木等，由礼部按市值定价，官方予以收购。笑云记载，在礼部给日本番货定价三天前，“纲司谒礼部、献扇子十把、礼部辞焉”，此举或许是为了在给价中获得高价而贿赂礼部。景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