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吕不韦列传》中的秦国外戚书写.docVIP

《史记?吕不韦列传》中的秦国外戚书写 　　司马迁《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了阳翟大贾吕不韦与在赵国做人质的落魄王孙子楚相结，从而成功登上秦国政治舞台执掌朝政，最终又因?O之事受到牵连而畏罪自杀的全部过程。[1]这不仅是吕不韦个人演出的一场悲喜剧，同时太史公的这篇传记也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后人对吕不韦的评价和认识。 　　文评家多从吕不韦原本作为商人的身份出发，认为太史公即用吕不韦以利钓奇这一主题贯穿全篇，如牛运震曰：开端“大贾人”三字，一篇之纲。不韦一生，全是贾贩作用：篇中点其见子楚而曰“奇货可居”；以千金为子楚西游，又云“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又行金六百斤于守者吏；又“悬《吕氏春秋》咸阳市门，延诸侯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孰非以利钓天下哉？阴钓人国，显盗圣言，真大贾人矣。太史公处处点逗，眼目分明，意思贯穿，亦奇传也。[2]李景星亦曰：通篇以“大贾人”三字为骨，以下曰“贩卖”，曰“累千金”，曰“奇货可居”，曰“以千金为子西游”，曰“以五百金与子楚”，曰“以五百金买奇物玩好”，曰“欲以钓奇”，曰“行六百金”，曰“市门悬千金”，皆以商贾字样为行文点染。传末及赞，附叙?O事独详，见?O亦不韦筐中“奇货”也。[3] 　　二氏之论基本相同，只不过牛氏所举例证集中于《吕不韦列传》之前半部分，而李氏则将其延至“传末及赞”，以为“附叙?O事独详，见?O亦不韦筐中‘奇货’也”，似有强己义于太史公之嫌。所以，严格来讲，“大贾人”三字只可谓是贯穿此传前半部分的一条眼线。这当与此部分本来应该就是一篇首尾俱足的文字有莫大关系，《战国策?秦策五》中即有类似的一章（“濮阳人吕不韦”章）可为明证。且如吴汝纶所云：作《吕览》事，颇难入此篇中，文以“家僮万人”引起“食客三千人”，因入“宾客著所闻为书”；又以“悬金市门”终之，仍寓贾人伎俩，与前“居奇”“钓奇”为一类，此可识文字联络之法。[4]可见吕不韦招致宾客著《吕氏春秋》一段虽另有来源，但太史公将其采入传中，亦因其符合文章主旨，遂能与前文融合无间。牛运震所谓“太史公?处点逗，眼目分明，意思贯穿，亦奇传也”的评论确有见识。从太史公论赞“孔子之所谓‘闻’者，其吕子乎？”一语，可知司马迁将吕不韦视作《论语?颜渊》所谓“色取仁而行违”的这样一种伪君子，其评价与传文极力描写吕不韦以利钓奇的贾贩性格亦能一致。只是，如前文所说，若单纯从“文字联络”来看，“大贾人”三字只可贯穿至“一字千金”，也就是此传前半部分。而如果将传文全篇视为一个整体，不局限于“文法”而从“史法”着眼，太史公的“处处点逗”“意思贯穿”未尝不可别求。 　　《史记》一书，发凡起例，而又不拘成法、随时变通，此即章学诚所谓“迁书体圆而用神”。[5]以列传而论，刘知几已云“传之为体，大抵相同，而述者多方，有时而异”，[6]后人又总结为专传、合传、类传、附传等名目。[7]从体例来看，《吕不韦列传》无疑属于“备一人之始末”的专传。然而，由传文全篇的叙事而言，我认为它也并非如此单纯，在传吕不韦之外，太史公似乎也有意识地附带为秦国的外戚立传。《史记》本有《外戚世家》，司马贞《索引》云：“外戚，纪后妃也。”《汉书》虽将其改入列传，但“外戚”所指未变，都是对包括后妃及其亲属在内的这样一个群体的称呼。西晋华峤“自出新意”，将前史《外戚传》改为《皇后纪》，其后史家“因之不改”。[8]这种史书体例的变更，导致“外戚”一词逐渐转变为今日通行的含义，即指称后妃家族中的男性亲属。刘知几讥弹“马迁撰皇后传，而以外戚命章”，[9]可见唐代“外戚”一词的含义已同于今日，以至于刘知几认为《外戚世家》名实不符。而本文之所以仍然使用“外戚”一词，恰是为了契合太史公当时的语境。只有将《吕不韦列传》附记外戚的性质揭示出来，我们才能倾听到太史公此传所蕴含的双重韵律，才能为此传中略显突兀似嫌冗赘的少量音符提供辩护的理由。 　　《吕不韦列传》之所以有可能附记外戚，当然是因为吕不韦之兴亡与外戚有密切的关系。此传以吕不韦在秦国政坛上之兴亡为界线，可以很明确地分为前后两部分。如果说，前半部分是吕不韦由家累千金的阳翟大贾到权倾朝野的咸阳相国的发迹史，那么，后半部分则是他从位极人臣到乱臣贼子的覆亡史。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有两个人物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两个人物都是外戚，一为华阳夫人即华阳太后，一为子楚夫人即帝太后。她们隐然成为与吕之兴亡互相呼应的一条伏线，这可以从此篇叙事中得到充分的证明。 　　吕不韦能够成功登上秦国政坛，是因为他在邯郸发现“奇货可居”的子楚，然后通过游说华阳夫人，使安国君将其预立为嫡嗣，最终继承了王位。尽管子楚的生母夏太后不受宠爱，他本人在邯郸为人质也未受到礼遇，但是子楚并不自甘沉沦。传文在吕不韦说“吾门待子门而大”之后写道，“子楚心知所谓，乃引与坐，深语”。当吕不韦将谋划告诉子楚后，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