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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传统农业经济发展剖析 　　摘 要：文章从我国传统农业的增长因素，传统农业经济的均衡，传统农业经济转型的内在动因三个方面全面分析我国传统农业的发展状况。 　　关键词：农业经济发展；增长；转型 　　1 传统农业经济增长的因素 　　中国在发展的第一个千年里，人口的增长平稳，直到公元960-1280年的宋朝时期，中国经济才出现了新的发展活力。首先在宋朝的人口出现了大幅的增长，大约从宋初的5500万左右人口上升到宋末的1亿。其次，地区经济中心出现了转移，宋朝起初定都在人口稠密的开封，而后在1127年，由于北方有来自满洲的金人入侵，宋朝迁都至长江以南的杭州，因此出现了经济中心的南迁。长江以南水稻种植区的人口大幅度上升，而北方的重要性急剧下降。长江以南的人口在唐代（750年）占全国总人口的24%，而到12世纪末这一比例已经达到了60%。在13世纪末时，居住在南方的人口已经达到85%以上。宋朝统治者为了大力开发精耕细作的水稻种植方式引进了新的早熟稻种――占城稻，从而使得水稻的两季或三季播种成为可能，中国的复种指数从公元1世纪的汉朝0.6上升到8世纪唐朝的0.8，到宋朝时达到了1.0。 　　另外，在生产工具方面，宋代创造了“鉴刀”、“ 秧马”、“耘荡”等劳动工具，对于土地的开垦、插秧、田间作业等有很大的帮助，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并且在宋朝时期灌钢法、百炼钢法得到了的广泛使用，生产工具得到了进一步的改进，先进的耕犁得到普遍推广；唐代时的曲辕犁，到了宋代有了进一步改进，制作更加精利。除此之外，政府对保护耕牛的政策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政府鼓励民户养牛，并对耕牛进行保护，宋朝政府规定，民间不准无故屠宰耕牛，违者皆罚以流配。 　　传统农业经济发展的前期至中期阶段，中国以世界领先的经济体出现，与同期的欧洲相比，先进的科技水平和生产工具保证了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同时，耕地租的制度又保证农民可以从税收剩余中获取少量的但稳定的积累，农村家族文化和士绅文化保证了乡村的经济稳定。我国的农业生产技术就鲜有突破性进展，最初领先的农业工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接近其生产率极限。但是西方诸国在工业化或现代化的条件下改造传统农业，从而建立发展现代农业体系，使得农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2 传统农业经济的均衡 　　根据古典经济理论，在传统农业框架下，人口、耕地面积、粮食作物产量是考察农业经济效率的基本要素。从1400-1957年，中国人口增长38倍，在557年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0.395%；中国的耕地面积增长了3.5倍，年均增长率为0.272%。从总量上看，人口增长远快于耕地面积增长，前者比后者多1.3倍。从速度上看，人口的年均增长率比耕地面积的年均增长率要快0.45倍。在长达500多年的历史时段中，从明惠帝建文二年（1400年）到明神宗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明王朝在此二百年中从勃兴走向衰亡，距清立国仅44年，人口增长与耕地增长的矛盾比较突出。 　　在传统农业经济框架下，人口增长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受到以粮食成本为代表的生活成本的约束及相关税收影响。耕地面积除了受到一个国家疆域面积和由自然条件决定的实际可耕地面积的约束，还受到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之间的产权关系的影响。如果把土地所有权作为一个控制变量，那么人口、耕地与粮食作物产业之间即可抽象为一种特定模式的投入-产出关系。在古典理论框架下，由于耕地资源稀缺且有限，受土地肥力递减律约束，一定单位面积的耕地只能供养一定数量的人口，一旦人口总量增长快于耕地面积增长，就会出现“剩余人口”抑或“饥饿人口”，因而产生了马尔萨斯式的悲观预期。 　　但中国的情况却是一个例外。透过历代王朝的更迭，历次农民起义和革命可以看出，在反复出现的制度变迁背后，中国始终是一个为世人所公认的超稳态经济体。在人口-耕地关系中，二者不是一种互动关系，即人口多了就去开荒，耕地多了再增添人口的循环模式。在可耕地总量有界的条件下，从投入-产出视角出发，就增加的劳动人口的再投入会导致对耕地的开发利用从粗放（外延）扩大向精细（内涵）生产的转变，最终导致单位产出的持续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消解人口-耕地矛盾的紧张与冲突。在技术不变的假设下，往往表现为在农闲时的劳动力闲置，而在农忙时则达到人尽其用的状态。 　　在中国的近两千年的传统农业经济时代，中国农民在人口-土地关系中形成一种趋于静态的均衡配置，换言之，在传统农业经济约束下，尽可能的提升单位耕地的粮食产出。从明惠帝建文二年（1400年）开始到1957年，中国的粮食单产量一直在缓慢的稳步提升，在前期的370余年中，单位产量提升的速度最为缓慢；在中期的80余年中，提升速度加快，在最后的100年中，提升的速度最快。在整个长时段中，粮食单产的平均速度慢于人口年均增长速度，但接近于耕地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