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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前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会计制度初析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是民国时期重要的华资银行之一，从实收资本不足10万元的“小小银行”成长为中国银行业的巨头，堪称近代中国银行业发展史上的奇迹。导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成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建立、健全科学而先进的会计制度功不可没。本文对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会计组织、核算方法、会计规程等进行初步分析，从而说明该行会计制度演变的曲折历程与显著特点。 　　 　　一、会计组织的沿革 　　民国初期，随着中国银行业的迅速发展，“龙门账”、“四脚账”等旧式记账法已经不能满足银行日常经营的需要，亟待改进。为了跟进业务发展，各家华资银行开始建立新式银行会计部门。中国银行是这次会计制度改革的先驱者。1913年4月，中国银行总行直属机构扩大为八局，其中计算局管理会计事务。1914年8月，总行又依照英国银行的惯例，设置总书记、总稽核、总司账、总司库和总司[1]，首开银行会计改革之风。此后，交通、盐业、中南、大陆、金城等一批较有影响力的银行或进行改革，或直接采用最新的会计制度。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下同）从小到大，从无到有，总行机构变化复杂，其会计部门亦是如此。对于该行早年会计部门的描述，主要是1946年《海光》杂志中该行自行编写的《会计制度的沿革》：“我行自民国四年成立时，即采用了现代化的管理方法……会计方面应用了新式银行簿记……由于业务尚简，总行各部账目无需划分，由会计人员集中办理”。[2]又提到至民国七年，“由各账划归各部登记，再由会计科汇入总账。”[3] 　　这些含糊不清、闪烁其词的文字难以描述准确描述出上海银行会计部门的发展情况。实际情况是，1915年拟定的该行章程中并没有出现“会计人员”或“会计科”的字样，仅章程的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七条里出现了司账员。[4]其中第二十一条指出营业部的职员中设司账员一人，第二十七条则是说明司账员需要将每年的盈余之支配在股东大会上交由总经理通过。通过这两份材料的分析，不难推测出1946年该行自行编写的《会计制度的沿革》中所谓“会计人员”，就是营业部的司账员。 　　1917年7月1日，上海银行“设立储蓄专部，使储蓄与营业部会计分开，以保障储蓄之安全。”[5]而在此之前，该行的储蓄、信托、商业银行三大营业范围都是由营业部操办的。对照1915年的章程及《会计制度的沿革》，不难看出会计是营业部所属的会计，虽然称呼不同，但已能基本断定，所谓“营业部会计”、“会计人员”即营业部司账员。至1917年11月1日，该行“行务加紧，即改职员服务标准，将簿记间改为会计处。”[6] 　　至此，上海银行成立最初几年的会计部门终于清晰起来：1915年成立时，设司账员进行会计记录，在簿记间工作，统一进行会计记录。至1917年7月，随着储蓄专部的独立，营业，储蓄两部会计开始独立核算。1917年11月，成立了独立的会计处，全面负责银行会计事务，但营业、储蓄两部的会计业务依然是由统一的会计处分开核算的。 　　民国时期的上海银行素以灵活经营著称，而该行的灵活性也导致了组织变动频繁，因此该行会计部门名称变化反复不断。在该行总行，从1917年总行会计处建立后，有一段时期曾改称会计科，先转属于检查部，后又曾并入总务处稽核股，其主管人员称会计科主任、会计部主任，或称会计襄理，称呼不一。 　　至1930年，上海银行扩大总行组织，“计分检查、人事、公用、会计、文书、统计、总务、进展八科”。[7]会计科设科长，但会计部门下属的职员却无固定的职位名称，这与该行的用人制度有关。该行行员仅分职员、办事员、助员、练习生四级，并不固定职位，而是根据具体情况由主管人员分配行员岗位。以总行为例，“各部处主管职员以下之职员、办事员、助员、练习生等，由总经理视事务之繁简规定之，或由总行副经理、或由各处部主管职员，就事务之繁简需要，陈请总经理核准，规定之”[8]，分配到职务的行员就以该职务为作为职位名称，负责会计的职员称会计员，负责会计的助员则称会计助员，以此类推。当业务量激增时，就会从他处调拨人手，如国外汇兑处就曾“不敷支配，拟加请一人助理登账”[9]。分行具体的制度由各分行自行另订，有些分行如中虹桥分行，设立了营业、出纳、会计三科、会计科设主任，由主任支配办理“登记当日收付日流报告，轧结库存”[10]等会计事务。镇江分行则设立了会计、出纳、文书、储蓄、旅行、堆栈等六部。[11]采用此种模式的还有天津、烟台分行等，部门设置各不相同。也有些分行不设立会计课，而是依照总行的办法，制定了职员、办事员、助员、练习生的任务之分配，以规定职司。虹口、界路、汉口、常州、苏州、杭州分行，临淮、济南分理处等该行分支机构采用了这种模式。1928年，该行成立了汉口第一区经理处，第一区经理处由杨介眉担任区经理，统辖湘鄂豫赣四省各分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