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博弈中实现共赢：中国报业体制创新的策略选择　　.docVIP

在博弈中实现共赢：中国报业体制创新的策略选择　　 　　摘要：报业体制改革是一场博弈，在这里，管理者、业外资本以及作为报业终端的读者和广告商都极力想争得这一权力资源，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中国报业体制改革的博弈各方应该进行沟通，努力寻求对各方都有利的均衡点，并依此进行报业体制改革的制度设计。以民为本、管理的社会化和内环境改造是报业体制改革应该坚持的原则。 　　报业作为一种权力性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大博弈的竞技场。在这里，管理者、业外资本以及作为报业终端的读者和广告商都极力想争得这一权力资源，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报业体制改革拉开了这场博弈的大帷幕，于是我们看到了报业舞台上不断上演着的政治与经济、意识形态与公共信息、资本意志与信息品质之间的难解难分的大争夺，我们感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有关管制与松绑、投资与发展、导向与自由之间相互制衡、彼此牵连的大博弈。业态的不断变化使原有的游戏规则对它的约束已捉襟见肘，新规则在博弈中被重新塑造着，而有关各方在新规则的重建中希望表达什么样的诉求，如何进行策略选择，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能否在博弈中找到对各方都有利的均衡点，等等，这些都值得我们关注。 　　 　　一、中国报业体制改革博弈方的策略选择困局 　　 　　中国报业改革的博弈各方互相联系、彼此约束，任何一方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作出的策略选择都要受到其他各方的制衡，在中国的报业体制改革中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牵跑”效应，一条无形的绳索已经将博弈各方的腿脚绑在了一起，除非你退出，否则任何一方都不能各行其是。 　　1．政府管理部门 　　有别于其他传统产业的意识形态的特殊属性要求，政府强化对报业的管制，管报纸、管干部、管导向、管资产，是中国报业体制改革中绝对不能动摇的原则。而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产业发展的实践表明，那些政策限制最少的产业，往往就是发展最好的产业，这就造成了管理的必要性和报业发展的制度环境需要之间、监督管理和创新需要之间的矛盾；其次，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使中国包括报业在内的文化体制改革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紧迫性，进入新世纪以后，特别是2003年后，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的论证调研、出台方案、试点工作几乎都是以非常规的形式展开，中办21号文件和国办105号文件是实行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重要政策依据，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显然是十分必要的，但这毕竟与我们要实现的监管法制化、使管理有章可循的目标有出入，与报业运营、业外资本投资的规范化需要有距离；再次，为保证报纸能把社会效益放到第一位，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政府将这一任务交给了报纸事业单位和编辑部门，但很显然，这与读者对知情权、选择权、参与权、监督权的需要并不完全对位，如何协调也成了政府策略选择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最后，文化的全球化趋势使文化产业的竞争在所难免，为使本土的报业能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政府希望制定一些“倾斜性”的政策帮助本土报业，但这显然与市场规律和国际规则不符，一方面，市场经验证明，政府保护的产业难以提高竞争力，只会越来越弱，正如迈克尔?波特所说，“政府强力介入的产业，绝大多数无法在国际竞争上立足”；另一方面，在“国内政策国际化、国际政策本土化”的背景下，这种政策保护因为与我们在WTO协议中应尽的义务不符而显得不合时宜。诸如此类，政府的策略选择面临着诸多困境，尽管和其他各方相比，似乎政府的回旋余地更大，但无论采取何种选择次序组合，都难免受到其他各方的掣肘。 　　2．业外资本 　　业外资本与政府不同，他无须承担报业体制改革的设计大任，只需静观其变，俟机出手，大赚特赚。资本给人的感觉好象很超然，似乎它只是一个被动的卷入者，不过是报业体制改革给自己提供了获利的机会而已，称投机也许比投资更准确。但事实却并非如此，资本的基本特征是驱利性，放眼全球，文化产业无疑是最具吸引力的投资领域，尤其是中国产业结构的失衡给文化产业留下了诱人的巨大增长空间，新闻出版业更因过去的限制而充满了无限的获益潜力，资本不再冷眼旁观，而是密切关注中国报业体制改革，并积极参与到改革进程中来，有的投资行为甚至成为改革实践的一部分。但是，资本对报业的投资策略选择同样受到了各种限制，尤其是来自政府的政策制约。第一，资本的投资热情经常会被政策坚冰所冷却，资本特别是国外资本凭借着在发达国家成熟的证券、金融市场积累的经验，他们可以在资本运作领域翻云覆雨，但是当资本力量遇到中国的传媒政策时，就变得无计可施，仿佛重拳打在了棉花团上，有劲无处使。尽管今天的报业改革已经为业外资本提供了许多机会，但仍有许多领域是作为禁区不能进入的。第二，同为业外资本，在中国报业改革的制度设计中是有区别的，国有资本、民间资本和国外资本并非可以平等地进入所有领域，虽然它们有着同样的投资获利需要，但必须接受进入次序的制度安排和准人规定。这并不违背wT0协议，因为国民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