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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拉格送别哈维尔 　　我被捷克人震惊了!到处是鲜花和蜡烛，瓦茨拉夫大街饲马雕像下面的平台都放不下，教堂门口也放不下，街上的人依然手捧着鲜花和蜡烛不断送往各处。 　　去圣十字教堂与哈维尔告别，要排队等上几个小时。 　　星期三一大早，人们就去查理桥等待护送哈维尔遗体的马车。 　　星期五，人们无法进入葬礼现场，但是，还是有无数的人，前往悬挂着捷克国旗和肃穆的纯黑色旗帜的城堡中庭，近距离地观看大屏幕直播，陪伴哈维尔度过这最后的告别时刻。 　　12点钟，一切都停顿了，一分钟，寂静的捷克共和国，为离去的哈维尔默哀。 　　这就是捷克人从2011年12月18日到圣诞节，这一个星期所经历的。 　　全民哀悼哈维尔 　　我们的朋友，何德里奇卡，因为在新年之前要到国外常驻，这段时间异常忙碌，但他还是去了一趟广场。他说自己平常经常关注电视新闻，其实很清楚，这是迟早要来的事。哈维尔在1996年底因肺癌做了切除手术，此后的身体状况就不断成为捷克媒体和民众的关注焦点。即便2003年离开政界以后，他仍然作为这个民族重要的符号被人们关注着。 　　只是当这一天真的到来，哈维尔真的离开了，人们都觉得必须要做点什么才行。于是，就像我们的朋友一样，捷克人民走上街头、走上市中心广场、走进城堡，去告别、去纪念、去参加。于是，这一个星期，本来是快乐、拥挤、嘈杂的圣诞节前的一个星期，忽然间变成了阴郁、沉重、深情的一段日子，布拉格市中心悄无声息聚满了人。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从1918年一战后建立，到现在不足百年历史；捷克共和国，从1993年建立，到现在不足20年历史。这些年中，捷克人经历了很多重要的历史时刻，每一次人们都会聚集到市中心广场。这次告别，令人们不禁回想，哈维尔和这个国家命运相连的几个特殊年代，几次特别的聚集。 　　1968年1月，在杜布切克领导下，捷克斯洛伐克开始实行“人性面孔社会主义”的民主化改革，到8月20日，以苏联和华约成员国武装入侵结束。 　　这个时期的哈维尔正在为一本叫做《特瓦什》的有独到见解的杂志生存而斗争。在自传中，他记录那段日子：“在更深的意义上，这也是我从事文化和政治的开始，并最终使我成了一名‘持不同政见者’。” 　　“布拉格之春”改革，其实是政党政府改革，作为一个剧作家的哈维尔，以及他所在的所谓“杂志派”，并没有什么直接作为。但是，就像他自己所说的，“1968年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一个持续了好几年的长期过程的高峰和必然结果。”“杂志”也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但哈维尔认为，自己在这场事件中并没有卷入任何政治活动，更像一个热心关切的观察者。他参加了斯拉夫厅那场最著名的集会，他说：“心中充满着一些奇特的感觉。当然，最主要的还是高兴；现在可以如此开放地说话，政治家们和一些无名之辈在交流，真理可以得到公开表述。高兴的同时还有一种满足……但我也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这种悲哀和我的高兴如出一辙。” 　　这段时间，哈维尔唯一一次可以算作政治的行为就是给《文学报》写了一篇文章《论反对派》。这篇文章公开表达了建立反对党的诉求――从哈维尔自己来说，这似乎仅仅是一种诚恳的政治思考，但对于那个时代，则具有相当的冲击力。那一年，哈维尔还应邀参加了有当时和随后两任捷克共产党总书记杜布切克及胡萨克参加的高级政治家、作家会议。“开始的时候我胆子很小，”他回忆说：“但在喝了些酒壮了胆子之后，我便和杜布切克进行了一次长谈。” 　　苏联武装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之后，人们多次聚集在瓦茨拉夫广场，而哈维尔也开始卷入公共活动。他参加自由捷克电台的工作，写评论、发表演讲，还尽可能地参加一切活动，包括大学和工厂的辩论、集会，度过了“一段奇怪而又痛苦的时期”。 　　“布拉格之春”事件之后。哈维尔的作品被禁，家中被安装了窃听器，本人也被下放到酿酒厂工作。 　　1976年，他给当时的党中央书记胡萨克写了《公开信》；1976年积极营救“宇宙塑料人”摇滚乐队成员；1977年1月，捷克斯洛伐克的知识分子，依靠打印、传抄，一批批悄悄征集签名，签署发布了要求保护基本人权的《七七宪章》宣言。哈维尔是发起人之一，也是三个发言代表之一。因为这个原因，他1977年10月入狱，刑满后，1979年又被判刑。 　　在监狱里，哈维尔得了好几次肺炎，1983年那次尤其严重。大概因为国际上的压力，而他的身体情况又给了当局台阶，哈维尔被提前释放。出狱后，他继续担任宪章发言人。还在1988年8月发表《公民自由权运动宣言》。这期间，哈维尔在不断地被拘留、被监视中度过。 　　捷克的国家形象代言人 　　1989年6月27日，匈牙利外长洪恩和奥地利外长莫克手举剪刀，为东西欧之间的铁幕剪开了第一道裂缝。 　　那年的11月17日起，刚刚出狱的哈维尔领导了捷克的民主运动。在布拉格的瓦茨拉夫广场，也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