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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社会责任体系的构建 　　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是提升中国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需要。构建一套既适应经济全球化需要，又体现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社会责任体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伦理内涵 　　随着中外经济合作的深入，“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作为一种舶来品，常令传统的国有企业陷于困惑。 　　目前国内外社会责任研究和评价标准，一是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评价体系，二是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评价体系。有代表性的报告有三种：一是全球行动报告(GlobalReportingInitiative)推出的G3报告标准(可持续发展报告索引)。二是社会责任国际机构(Social Accountability In-temafional)公布的SA8000标准(SocialAccountability 8000Inter-national Standard)，该标准针对供应商，强调工作场所员工的权利。三是英国社会和伦理责任研究院(Institute of Social and Ethi．cal Accountability)成立的一家非盈利机构AccountAbility制定的AA1000系列。 　　此外，著名国际组织也有四个相关重要标准：经合组织的《跨国公司指引》、国际劳工组织的《关于多国企业和社会政策的三方原则宣言》、联合国的《全球协定》、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在人权方面的责任准则》。 　　关于企业的社会责任概念，可以引用美国乔治亚大学教授阿奇?卡罗尔(Archie B.Carroll)的定义，即指“某一特定时期社会对企业组织所寄托的经济、法律、伦理和自由决定(慈善)的期望”。目前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集中在人权、劳工权利、消费者权利、打击行贿和环境保护，初步体现了社会伦理思想。随着时代的进步，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企业社会责任已经演化为企业社会回应、企业社会表现、企业公民等多种新概念。2001年，欧盟委员会发布《欧洲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条件》的“绿皮书”，将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从主动性出发，把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纳入企业活动中以及利益相关者关系中的一种构想”。企业的社会责任，根本上讲，是组织的责任，是“法人”的责任，要令其履行好“社会责任”和“伦理责任”，关键在体制和机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令国有企业取得了“独立人格”，令其有了“自由决定权”。但是，怎样让国有企业固有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血统与经济全球化相融合，让国有企业在中外经济合作的新背景下自觉履行企业的“社会伦理责任”，关键是转变国有企业员工的思想观念，让干部和员工在一套新的思想体系指导下，自觉为社会作出国有企业独有的贡献。 　　二、中外企业社会责任的文化理念冲突 　　中外企业社会责任的文化理念冲突之一，是经济利益最大化与社会利益最大化之间的矛盾。西方的企业社会责任，本质上是一种公共关系的手段，重公布，轻治理――重在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和回复利益相关者的关切，轻视对社会的公益性、非功利性贡献。诺斯认为：“社会强有力的道德和伦理等意识形态是使经济体制可行的社会稳定要素。如果没有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那么，在解释资源的现代配置以及历史变迁的动力上就存在着无数的困境。”但在西方的理论中，“股东利益最大化”与“经济人假设”是一致的，弗里曼的“利益相关者”论与“股东利益最大化”也是不矛盾的。在古典经济学看来，伦理学的“道德人”假设与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两者并非水火，但经济利益最大化是不变的原则。 　　在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体制内，却存在着“股东利益最大化”与“经济人假设”的悖论。无论最大的股东是国家，还是最多的股东是社会散户，都不能改变国有企业公有制的性质。为了满足最广大人民的最高利益，就不能百分之百履行“经济人假设”，国有上市公司就不可能把少数社会股东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即使存在“委托一代理”的一般关系。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这是中国国有涉外企业社会责任的核心价值观。 　　中外企业社会责任的文化理念冲突之二，是强调和宣扬“人权”普世价值，还是应更加注重关爱员工。这一冲突在推广实施SA8000体系过程中表现最为突出。SA8000社会责任认证虽然尚未被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纳入官方标准化体系范围，但越来越多的国际采购商将其作为订单的附加条件。以发达国家的立场、眼光和实际制定的认证标准，“在一定意义上使得认证标准成了发达国家制约甚至制裁发展中国家的一种手段”。西方社会热衷于在华宣传“企业社会责任”，并把“自由组织工会(SA8000-IV-4-4.2)”作为重要的责任因素，充分体现了西方社会意识形态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事实是，国有企业基层组织贯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