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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利益博弈解读西部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的原因 　　摘 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与国家整体发展，农村可持续发展休戚相关，可现实中，尤其是我国西部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严重不足且失衡。这些无不与上至中央政府，下至农民多方利益有关，本文意在从中央政府、乡镇政府、农民多元利益博弈出发，找出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的原因。 　　关键词：中央政府；乡镇政府；农民；博弈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1-173-02?オ?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直接关系到农民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与农村的可持续发展休戚相关。但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数量及质量的不足和供给结构的失衡，在西部地区问题则更加严重。 　　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要是由中央政府，乡镇政府，农村民众三方利益博弈在推动。对一个拥有8亿农民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才是整个国民生活水平的真正提高。公共权力与公共产品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共生关系”决定了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的社会博弈中总是处于主导地位，再加上“由于公共物品的私人提供会普遍不足，政府必须插手提供公共产品”。［1］我国历来大多采用自上而下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中央作为公共产品政策的制定者和资金的提供者，追求的是效用最大化、公共产品供给最大化，同时也希望成本最小化。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政策主要是通过政权体系的层层代理来完成，其自身最多的是充当指挥者和最后检察官的角色。再说乡镇政府，作为沟通国家与联系乡村的桥梁，是乡村诸多问题的承载平台和交汇点，也是乡村公共产品难以替代的供给主体。［2］乡镇政府具有直面农村民众所需、为农村提供公共产品的信息优势，本应为农村整体发展提供更好的服务，但现实并不是这样。因其地位的敏感性，且按照经济学“理性经济人”的基本假设，乡镇政府追求自身利益明显，缺位，错位现象明显。广大农村民众呢，从古至今还存留着一定的小农思想，较为重视眼前的实际利益，“理想小农”更多的是希望获得政府等公共部门免费提供的公共产品。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采取“一事一议”制度，但是农民多存在消极应对态度，而且他们之间的“搭便车”行为也导致合作的难进行。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在中央政府、乡镇政府、农民三个利益主体博弈下出现了并非理论所预期的现实效果，我们有必要对西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多元利益驱动形成的博弈困境进行解读。 　　一、上级政府与乡镇基层政府的博弈 　　第一，从制度博弈上讲。历来公共品的供给是沿用自上而下的制度，中央政府控制了大部分的公共资源，投资规划和投资重点往往由上级政府确定，甚至对某些投资项目也直接确定。这种方式对中央利好的一面就是减少了决策制定过程中的信息成本，同时倾向通过检查、监督等方式使得成本最小化以达到公共品供给经济效益和效用的最大化。但上级的监督往往又是个变量，时紧时缓。如此，自上而下的供给方式和监督方式，乡镇政府与上级政府的博弈产生了：当上级政府制度约束强而乡镇政府官员行为极易被监督和举报的情况下，乡镇政府多是先满足上级下达的指标和任务，提供公共产品供给；当上级政府制度约束弱而乡镇政府官员行为监督成本高时，乡镇政府就首先满足机构正常运转的费用，比如办公费用，工资发放，最后才将剩余资金用于公共品投入。第二，从财政博弈方面讲。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国家是一个利益组织，一方面国家应该通过扩大支出履行公共品供给职能来保障其机构正常运转及保持政治权威，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增加税收、减少公共支出来拥有经济上绝对控制权。［3］税费改革后，基层政府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上收财政”与“下放事权”让乡镇政府处于尴尬困境，而中央政府作为强博弈主体高高在上。许多学者研究和统计显示，中央政府在1994年税费改革后中央利益并没有受到损伤，中央将自身本应承担的全国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有很大一块推给了乡镇基层和农民，此轮博弈中中央政府作为强势博弈主体获胜。对于乡镇基层政府来说，当然不愿意因财政受困。基层政府以其“天高皇帝远”的地理优势，常常夸大公共产品供给的难度以求上级拨付足够多的公共资金，而且“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可以说财政紧缺和需求的压力给地方基层干部谋求利益提供了条件和动机，在这一点上，乡镇政府在博弈中略胜。 　　从中央政府和乡镇政府的博弈中可以发现，博弈双方的理性行为常常导致集体的非理性。实质上来看，乡镇政府与中央政府两者之间的博弈是一种零和博弈，若再加上农民，则成了一种负和博弈，他们各自打着小算盘，最终受伤的却是农民。 　　二、乡镇政府与农民，农民与农民之间的博弈 　　要说乡镇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产生于自上而下供给体制和财政方式上，那么乡镇政府与农民的博弈就产生于“一事一议”的农村公共品供给的集资方式上。 　　按照经济学“理性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