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种书写语言的交融与冲突-四川大学社科处.PDF

多种书写语言的交融与冲突 ———再审中国新诗的诞生 李 怡 摘 要 无论是文学史对“五四”文学革命的激赏式描绘，还是当下学界对“五四”的一些质疑，都倾向于将新诗 视为晚清以来一系列不完善的尝试的结果。事实上，新诗的创立并非一日之功，在不同阶段都留下丰富的探索成果， 成为“五四”以后现代新诗写作的资源。新诗的探索者不限于胡适这样的新式知识分子，而是始终存在着不同群体、不 同个人的努力，他们分享着变革的愿望与氛围，这种总体“势能”让诗歌史的变革真正成为可能。总之，中国新诗是整 合多种书写语言资源的结果，正是它们的交融、冲突最终“磨合”成今天的新诗形态。 20世纪90年代初，郑敏对新诗史的回顾道出了近二十年来人们对新诗质疑的主要观点， 本文为教育部省部共建 也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反思“五四”文学革命的基本思路：“五四”白话新诗与白话文学被批评 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 为充满了“口语迷信”，“只强调口语的易懂，加上对西方语法的偏爱，杜绝白话文对古典文学语 基地项目“民国时期诗歌 言的丰富内涵，其中所沉积的中华几千年文化的精髓的学习和吸收的机会”，“将元朝的白话文 教育资料的整理与研究” 拿来作为从理论文到诗歌的创作的文字，而且不容任何置疑，其本身的不符合革新精神，显而 （批准号：14JJD750007） ①？郑敏提醒学 成果 易见，难道十三四世纪的口语就能完全胜任用以表达20世纪中国人的思想意识” 重述文言文的文学意义，确有学术警醒意义。不过，“五四”新 界注意语言本身的价值稳定性， ② 诗是否真如倡导者胡适所谓“有什么话，说什么话”那么的“口语至上”？早期新诗的语言资源 究竟来自哪里？是否只是难以自证价值的口语呢？ 事实上，郑敏的批评包含了太多的误解，“五四”新文学绝非口语替代文言的产物，多种语 言的交融与冲突才是历史的事实。早期白话诗歌的探索经过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当人们最终 震撼于胡适、陈独秀等人的冲击，逐渐熟悉了这样一种白话形态时，其实它已经凝结了数代中 国诗人不同方向的探索，其丰富内涵既不能为几个口号宣传者的策略性表述所概括，也不能 为一部分诗学理论所垄断。对此，胡适本人有清醒的意识，他曾借用陈独秀的话表示：“常有人 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 55 文艺研究 2018 年第9 期 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 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 ③ ” 无论是文学史对“五四”文学革命的激赏式描绘， 还是郑敏的深刻质疑，都倾向于将“五 四”新诗的诞生当作一系列不完善，甚至是失败的努力之后的最后“果实”，并在不断否定晚清 民初的艺术之路的基础上肯定胡适等人开创的白话新诗。不过需要提出的是，新诗的创立并 非一日之功，逐渐成为其书写语言的既有传统古诗、骚体、词曲以及古典白话诗，又有翻译体 的挪用，还有对民间歌谣、歌词的借鉴。新诗的探索者也不限于胡适这样的新式知识分子，而 是一直存在着试图变革汉语诗歌的不同群体、无数诗人，他们共同分享着变革的愿望与氛围。 正是这种总体的“势能”让诗歌史的变革真正成为可能，构成未来新诗自我演进的资源，并在 适当的时候再一次发动、生长。中国新诗不是某一种力量自我运行的结果，从开始就存在着多 种语言的生长，正是它们的交融、冲突最终“磨合”成人们后来看到的新诗形态。 一 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指出：“语言学家应当毫无偏见地观察一切言语形式。语言学家的任 务 有